開放與封閉 晉商文化與滬商文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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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商文化”確切地說應該稱作“海派文化”。因為“滬商”并不只是上海本地的土著商人，而是由全國四面八方匯聚上海的商人構成。時人對上海城市的評價是：“上海商業的繁榮是天下商人走上海，而不是上海商人闖天下的結果。” 而殖民主義的入侵使得海派文化不但具有雜交性，還具有了濃濃的洋味。
“晉商文化”則是山西商人走天下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根植于黃土內陸文化，這一中華民族大融合的中間地帶，悠久而厚重的文化積淀，不僅培養了山西商人崇禮、重教、講義、守信、勤勞、節儉等共性特征，而且具有驍勇豪爽、剛毅自強、吃苦耐勞、沉穩篤實、敢闖敢創的品格。同時在晉商走天下過程中與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讓晉商文化有了多元性，開放性和競爭性的特征。
滬商文化的多元性、開放性與晉商文化的“一元性”、“封閉性”
朱英在《商業革命中的文化變遷》一書中說：“滬商文化作為一種近代的新型商業文化，其特點之一是多元性、開放性比較突出。”“不像徽商與晉商文化那樣只是反映一地商人的文化觀念而具有一元性、封閉性特點。”
上海開埠后，滬商商人結構發生了變化，勿容置疑，滬商文化兼容并收，當然顯示出多元性質。作為近代一個移民最多的大都市，一個進出口貿易中心，自然也使多元性質的滬商文化具有開放性的特征。這種開放性，使上海比較容易吸納新的賦有時代進步意義的新思想、新文化，所以工商經營管理中的新技術、新方式、新理論都能引起社會性的關注與學習仿效。因此，在西方工商企業大量地移植到上海后，中國民族商人自辦的新型工商業也在上海扎根。但是，與此同時，上海的開放性使西方商風的奢侈、腐朽的享樂主義與投機經營，不擇一切手段追逐利潤的反商業倫理行為，充斥于上海市場，使滬商多元文化的先進性大打折扣。
晉商雖是一個地域性商幫，但晉商文化的誕生地不只是山西本土，而是在晉商足跡所至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的廣袤土地上，在他們開拓出來的茶葉絲綢之路、糧米藥材之路、皮毛騾馬之路、食鹽布帛百貨之路上。我們在理解晉商文化時，是和晉商在明清五百年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山西商人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山西商人集團在黃河之畔的黃土高原上土生土長，但黃土文化并沒有束縛山西商人的進取精神，也沒有成為山西商人奮斗創新的包袱。山西這塊黃土地很早就是中化民族大融合的中間地帶。悠久而厚重的文化積淀，不僅培養了山西商人崇禮、重教、講義、守信、勤勞、節儉等共性特征，而且具有驍勇豪爽、剛毅自強、吃苦耐勞、沉穩篤實、敢闖敢創的品格。我們把這些商人素質的綜合體現稱作“山西商人精神”。
雖然山西商人的地域性似乎決定了晉商文化的一元性，但就晉商精神中表現出的多重特性來看，晉商文化其實并不是單一的一個地域的文化。在地方性商人的文化中同樣有多元的內涵，有開放性特征。這從兩方面可以說明。其一，古老的三晉文化確切地說是多元文化的結合體。遺留至今的那些文物古跡可以作證，山西曾經是法家思想的發源地。不少寺廟里儒、道、釋三圣塑像同處一室，便是文化思想多元性的體現。山西商人是走天下的商人，漫長的數百年間活躍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必然會吸納融合所到之地的文化習俗、價值觀念。如果說，由于“天下商人走上海”而形成了滬商文化的多元特征，那么，在幾個世紀中，走天下的山西商人身上為什么就不具有多元的文化內涵呢？
其二，19世紀50年代以后，晉商文化與滬商文化其實有許多共性。我們不能認為，地方商幫在走上海之前，文化特性就是封建的、封閉的、保守的、落后的，一旦走上海之后就具有了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新時代特征，就匯集成了代表中國商業文化發展趨向的商人文化。天下商人走上海的同時，也在走京津，走兩廣，走歸化，走庫倫、恰克圖各地方商人文化的相互融合，隨時隨地都在進行中。徽商走天下，曾有“無徽不成鎮”的贊嘆；晉商走天下，則獲得“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美譽。試想，如果他們一味保守封閉，不尊重、不接納所到之地的文化，不去主動地適應所到之地的文化習俗禮儀等，他們在那些地區就不可立足。據《清稗類鈔》記載，山西票號伙友 “在蒙古者通蒙語，在滿州者通滿語，在俄邊者通俄語。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編，習語言文字，村塾師徒無其勤也”。
就開放性程度而言，晉商文化與滬商文化的表現確有判別。上海作為開埠的半殖民地城市，其開放性特征有著宏觀政策的客觀影響。但不能因此斷言由于“深受西方商業文化的影響，使滬商文化表現出強烈的開放性”；而晉商、徽商文化“只是反映一地商人的文化觀念而表現出一元性、封閉性特點”。如上分析，各地方商人文化畢竟不同于本地文化，在其走南闖北的貿易活動中，對異地文化同樣是兼容并收。尤其是晉商所處的本土文化就是多元的結合體，晉商走天下的幾百年間，更不可能始終“一元化”。若論與西方商人的交往，晉商在恰克圖與俄商的貿易較滬商早了100多年。若沒有多元性、開放性的文化特征，晉商又如何能從18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在恰克圖維持近200年的貿易壟斷地位？顯然，在分析滬商文化的多元性、開放性特征時，對晉商、徽商為代表的地方商人文化也要給予歷史的客觀的分析，不應籠統地以“一元化”、“封閉性”而一筆抹煞。
晉商文化與滬商文化的競爭觀念比較
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離不開激烈的市場競爭。沒有競爭意識的商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難以生存和發展。上海開埠以后，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殘酷競爭意識引入了上海。于是，上海市場的競爭中出現了兩股濁流，一股是西方商人以無情地剝奪上海商人的切身利益為代價，攫取巨額利潤，使上海原有的一些傳統商業和手工業都陷于困境。由于洋商資本雄厚，擁有豐富老道的商場經驗，再加上不平等條約賦予其種種優惠待遇與特權，洋貨潮水般涌入中國。洋商與中國商人的所謂“競爭”，實質上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侵略。
另一股濁流是滬商中一些貪賈奸商，通過商業投機、詐騙、買空賣空，頃刻之間就可以腰纏萬貫，踏入上流社會。他們公開將贏利作為孜孜以求的目標，為了謀利不擇一切手段，顯然是受西方商人以逐利為唯一追求目標，為了取利甚至不管一切后果，乃至喪失人性等特點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由于西方商風東漸的影響，大大增強了上海商人的競爭意識，相比之下，“傳統封建社會的中國商人為保護其既得利益，一般都害怕競爭”，甚至組織行會性質的商人會館嚴格限制競爭。
上海商人在洋商匯集上海后增強了與洋商進行商戰的競爭觀念，這是事實。但不能因此說，各地方商幫都是害怕競爭，不要競爭。更不能因此把公所、會館一類的行業組織，看作是否定競爭、禁錮商人競爭觀念的工具。事實上，上海開埠后，各地方商人爭先恐后進軍上海，這本身就是一種競爭觀念的產物。
以山西旅蒙商大盛魁為例。康熙年間，跟隨平定準噶爾叛亂的費楊古軍隊做隨軍貿易起家，歷經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各朝，直至1938年歇業，前后維持240年左右。大盛魁以歸化城為總號，以烏里雅蘇臺(喀爾喀蒙古首府，時稱前營)、科布多(時稱后營)為漠北兩個分莊。當時的歸化城是旅蒙商的貿易總匯，乾隆時資金雄厚的大商號就有140余家，每年的馬匹交易額約在20萬匹左右。從歸化銷往京西等地的綿羊約在20萬—30萬只。到光緒末年歸化城為交易服務的錢鋪多達三四十家，足見市場競爭之激烈。
大盛魁留有一副殘缺的楹聯，從上下兩聯的前半句看：“集二十二省之奇貨裕國通商”“步千萬里之云程披星戴月”，表現出當年吞吐百貨、爭奪市場的雄心與氣魄。大盛魁從康熙年間直到20世紀30年代，兩百多年中有近100年與上海開埠后的歷史并立，何言地方商人害怕競爭，不要競爭呢？大盛魁為代表的山西商人的競爭觀念，始終與艱苦奮斗、裕國通商精神相伴相隨。這一點恐怕正是上海開埠后所增強的競爭觀念中所欠缺的。
晉商是清代中國對外貿易的主力軍之一，是鴉片戰爭以后堅守在前沿陣地與洋商抗爭的先鋒隊。到二十世紀初，山西商人雖經歷了阜康錢莊倒閉風潮、甲午、庚子、辛亥之變的屢屢沖擊，但他們在尋求生存之路的同時，仍以民族利益為重，再次竭盡全力與企圖獨霸山西礦權的英國商人展開了一場短兵相接的抗爭。山西票號齊心協力，前后籌集275萬兩白銀贖回礦權路權，成立“保晉礦務公司”，公開向世人宣稱：“只收華股，不收洋股！”更是山西商人代表三晉民眾向橫行無忌的洋商挑戰！無疑給了那些覬覦三晉寶藏的各國列強一個絕望的回答。山西商人無論是恰克圖商戰，或是保晉護礦的愛國行動，都是“匯入近代史主流的曠世之功”。那種否定晉商的競爭性，認為近代商戰只能以滬商與洋商的競爭為代表的觀點，顯然有失公允。一味把晉商說成是封建商人代表而拒之于近代民族商人行列之外的觀點只是一種主觀臆斷而已。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山西商人帶著內陸文化賦予的特殊品格，在近代以下的商戰中，依然是勇者、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