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關鍵詞全解讀

2013年11月18日16:22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字號：T|T

關鍵詞：十八屆三中全會十八屆三中全會

中國網:

趙老師，在您看來簡政放權和刺激市場活力上面有怎樣的關系呢？

趙錫軍:

我個人認為，簡政放權實際就是要讓政府在引進市場主體和引進市場競爭方面，讓市場有更多的可選擇的權力，而政府要退出這些市場能夠做的領域。比如說我比較熟悉的金融領域里，很多地方覺得我這個地方金融供應不足，競爭可能不足，有些大的機構可能在這個市場里占了主導的地位，我的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就要引進一些金融機構進入到這個領域里，比如民營銀行、小貸公司、擔保類機構、非銀行機構等等。原來審批權都是比較集中的，逐步的，現在這些審批權可能下放到各級地方的管理部門，原來這個門檻都設置得比較高，逐步地要把這個門檻降低，讓愿意投資這些金融機構的人能夠更容易進入到這些領域里去，關鍵不是說在設置門檻的時候對你有多少的管理，而是后邊你在提供服務的時候來更好地管理，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有些領域里頭不是說政府放棄掉就完了，可能還需要一些不是政府的機構去做，但是需要社會某些機構，社會組織去做的專業性領域里頭，這個政府就是要把這個權力放給專業性的機構，讓它們去做改革。我想這是簡政放權的很重要方面的體現。

中國網:

我們經過了35年的改革開放，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溫飽問題解決了，是不是在其他方面的矛盾也就凸現出來了，比如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人們對這些領域的要求也就相應地提高了。楊老師，您給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社會需求結構有什么變化？社會需求結構應該怎么樣去規劃才能更加合理呢？

楊團:

現在中國的社會需求結構由于經濟水平提高以后，它已經發生了一個基本的變化，就是說底線的公平方面，我們做得比過去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底線以上的這種不同層級的老百姓的各種各樣需求的滿足現在就成為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像養老是個最突出的領域。老年服務中，老年人要分成不同的類別的，我們最簡單的分類是，有健康的老人；有完全失能、失智，就是他不能動了，躺在床上，得靠別人伺候，或者他的腦子有問題，癡呆了；還有在這兩者中間的這部分人。

現在一個比較大的社會需求結構當中沒有滿足的，就是關于老年人當中的第二類和第三類，也就是第一類這種比較健康的老人，他可以自己去找樂子。比如現在大街上都可以看得到，老人會自己放著音樂跳舞，他們去旅游，自己組團，哪怕你社區不提供什么老人的服務中心，也會通過他自己的校友會等等，自己去組織。

楊團:

但是第二類就是屬于半失能、失智或者活動型老人，不是完全健康的老人，和第三類失能、失智的需要社會的幫助。這一類屬于公共服務程度要更高的。這個怎么來進行合理地規劃，對養老服務業以及中央也有文件，前幾年民政部門也出了一系列的文件，但這樣看起來有比較大的問題。到底養老服務業，國家的責任，政府的責任是什么？家庭和民眾是不是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按照政府應該是保基本的話，政府應該承擔的是最困難的，這個最困難不光是收入，而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失能失智的老人即便收入還不錯，比如說是中等收入，但他失能失智全家都要為這個老人服務，所以他的中等收入就變成了最低收入。所以，應該講失能失智這個問題任何國家都作為一個公共服務，政府來保障的。

楊團:

但政府保障的思路怎么走？我們目前的思路是要靠建立高檔的老人院和高檔的老人公寓，甚至房地產商就把它當成一個房地產期貨，別看我現在投資不漲，將來反正我是不會跌的。這里也要注意的，房地產商這些企業家的資源，它不光是政府的資源，也是一種社會資源，但他把這些資源都蓋高樓了，但實際上門檻太高，老人進不去，房子建起來以后空房率、空床率往往50%多。這是一個錯誤的導向。要想解決這些老年人的服務問題，要考慮對失能、失智的老人進家里進行居家的長期照護服務；第二在社區里靠近這個家庭要建立一些公共性的長期照護的社區服務中心，這樣的問題涉及到我們怎么來看待養老市場，怎么來看待養老服務業，怎么來劃清政府和市場各自應該承擔的責任。

楊團:

在這個問題上，很重要的是我們經常很容易忽視社區的力量，很容易忽視來自公眾他們自己通過自組織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力量。但很容易重視手上拿著大資本的企業家的力量，而且這些人常常還會和我們有一些政府部門形成一定的關聯，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團的結構關系。可以這么講，要想解決好老百姓最關心的這樣一類問題，我們需要在社會政策上首先要清晰，自己這一批人要面對很多種不同的意見，你要找得到什么是最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的政策方向，這個就是黨和政府的基本方向。

中國網:

十八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承載了很多希望和期待，剛才楊老師也提到了改革已經成為共識了，怎樣才能統籌好改革的力度和社會的可承受程度呢？

毛壽龍:

這次談的三中全會主要是國家的頂層設計和改革，對這些問題，應該說中央問了很多機構，而且很多機構都提交了各種各樣的研究報告，包括地方政府在各自改革領域都已經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應該說這次改革要解決的問題，是各個方面都已經基本形成的共識，而且改革方向也和“十二五”規劃、“十一五”規劃和中長期規劃，包括“2020發展目標”等等很多文件都是一致的，所以，它的精神一致，措施各個方面也是協商的結果。

另一方面，如何使中央的政策深入到基層，深入到農村，深入到廠礦，讓所有各個方面都真正領會中央要簡政放權的意思，而且不僅要理解各種各樣的措施，還要理解它的精神，在各自的崗位上能夠更好地實踐三中全會的精神，這還是需要有個過程。

毛壽龍:

第一，深入學習，和各個方面的問題結合在一起。

第二，有些領域的改革還是需要有一定的試點或者要進行評估，這樣的改革是不是合適，是不是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第三，在改革的力度方面，剛開始我們說，可以更多的爭議，問政于民，問需于民，讓各個方面的需要，讓各個方面的政策理解，讓各種各樣的利益，不同的認識都能夠反映出來，反映出來以后，再慢慢形成共識，這個形成共識的過程應該說是散在到集中的過程，然后又從集中到散在的過程。

我想，改革是一個集中的一攬子的改革方案，還有具體的結點，要落實到哪些機構，落實到哪些人，要承擔哪些責任，如果有些事情落實不到人，落實不到組織就需要一個時間表，由哪些機構和部門共同來參與推進改革，這樣可以最大程度與各個方面的需求聯系在一起，與各個方面的認識契合在一起，一旦有不同意見也可以有個復合的改革方案。比如說，我們看到對社會組織進行管理的時候，有些地方監管依然非常嚴格，有些地方已經開始簡政放權了，已經基本上放開登記了；或者剛開始很多地方有雙重登記管理制度，現在可能就一家主管單位和登記單位就可以了，甚至有些地方開始來備個案就可以了，符合條件還可以爭取到政府的一些支持。

毛壽龍:

有些地方政府已經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平臺性組織，不登記也可以先成立起來，等慢慢發展起來再去登記；有些孵化性的組織、支持性的組織，他給一些社會組織提供財務的支持，行政的支持，辦公用房的支持，還有其他的項目、金融、融資方面的支持等等。政府不僅說我要放開，讓你發展，還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和支持，在服務和支持的基礎上讓社會組織逐步發展壯大，這樣的做法不僅可以領會中央的精神和更好地貫徹落實中央的政策，同時也可以解決它自己的一些問題，比如很多地方，地方政府說了我要支持社會組織發展，要把職能轉移出去，但社會組織還沒有發展起來怎么辦，他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沒有簡政放權，這樣社會組織永遠發展不起來，所以就形成的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

三中全會的決定出來以后，也一樣會有這樣的過程，它更多的是宏觀改革性的指導意見和改革的方向，但是如果要落實到一些具體事情上的話，各個政府，各個組織，各個單位還是需要根據自己的情況深入領會精神，同時利用各個方面的力量來推進，而不是等著中央來推動，自己看著辦就行了。

中國網:

我們一直都在說改革是動力，穩定是前提，楊老師，在您看來，怎樣在保持穩定的同時又讓改革有實質性的突破呢？

楊團:

第一，首先在認識上，也就是說要爭取大家在認識上能夠取得共識，穩定是前提，但穩定應該是在改革的變化過程當中求穩定，而不能是封閉的、僵化的、走老路的方式去求穩定。這是對著政府而言的。對于公眾或者對于第三部門，對社會部門，社會部門在它做創新的試驗過程當中，要能夠和政府部門做一定的配合，要知道政府部門，中央也是希望大家走好這條路，推動這個國家的發展，推動社會的和諧，所以不要和政府鬧對立，而是大家合作起來，一起走好這條路。所以，各個不同的主體部門，包括非營利組織的部門，社區的部門，以及企業的部門都要和政府有一種協調共進的認識。

第二，很重要的是要有方法，要把改革分階段，分步驟，要有比較明晰的一套計劃，就像三中全會文件當中特別提到的“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實際就是對于理論上、方案上的總設計和我們的試點要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要結合，這是一個方法性的問題。

楊團:

第三，工具。像微博、微信等等這樣一些工具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新媒介，這個新媒介把我們很多個體、組織、機構都變成了自媒體，包括微信自己去傳播什么，你就是自媒體。所以，在今天這個社會下，它導致互聯時代出現的物物相連、人人相連，以及和信息的相連已經變成一個不可阻擋的潮流，在這個不可阻擋的潮流下，怎么保持讓改革和社會穩定能夠形成比較平衡的格局，我覺得這方面還需要有相當的探索。但這個探索當中很重要的是，還是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還是要努力在尊重群眾，尊重民意，理解民心的基礎上找到更好的辦法，讓這些工具能夠更好地推動我們社會整體進步。

中國網:

腐敗現象一直是被公眾深惡痛絕的，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過“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在這次三中全會上有沒有更具體的反腐敗的措施呢？

毛壽龍:

這次三中全會宏觀上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就是建設國家治理體系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對政府來講，就是要加強政府治理體系的建設以及治理能力提升領域。通過治理體系的建設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實際上就是一個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的利器。

三中全會里提出一個很具體的措施，也就是制度管權、管事、管人，我想這個提法過去已經非常明確過，我們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里，有過這樣的說法，但他專門提出，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過去我們一般文件里很少提權力這兩個字，老百姓的權利根本不算什么，但反腐敗的問題關鍵還是權力的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用制度把權力都分散在各個崗位上，而且相互之間權力是有制衡的，這樣的話，一個權力就不會過度集中到某個人身上，過去我們看到鄭筱萸把藥監局所有的權力全部掌握在自己一個人手里，最后一份簽單就賣1萬元，最后賣了很多錢，我們說把一個機構全部權力集中在老總一個人手就容易出現腐敗問題。這次三中全會講制度來管權，核心的意思，和第二批巡視組派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巡視組派出去以后要檢查各項制度的執行，重點監督一把手是不是存在違規作為的問題，包括是不是違規管事，是不是違規用人，是不是把這些權力隨意地抓在自己手里，沒有任何流程。所以，用制度管權就是要把權力都放在制度的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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