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旱災發生得非常頻繁，而且在發生周期上有逐漸縮短的趨勢。由旱災開始，往往形成一個范圍廣、時間長、危害大的災害鏈。
●旱災使農業生產難以開展，造成局部地區人口銳減，導致經濟惡化和財政危機；旱災引發的流民潮極易引發社會動亂，輕則轉為流寇盜賊，重則發生武裝暴動甚至大規模起義，危及王朝存亡。
●在與干旱的長期斗爭中，古人也積累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抗旱方法，如災前預防、賑濟救災、移民就食、保護植被、改良作物、改進農耕技術等。
“散吏馳驅踏旱丘，沙塵泥土掩雙眸。山中樹木減顏色，澗畔泉源絕細流。處處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無收。下官雖有憂民淚，一擔難肩萬姓憂。”這是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時任平江主簿的王夢雷在親眼目睹湖南大旱引起饑荒，農民顆粒無收、生活無著的凄慘景象后寫下的一首《勘災詩》，為我們留下了旱災發生后社會生活面貌的真實記錄。由于氣候變化、地理環境變遷和社會人為因素的共同作用，旱災在我國歷史上發生頻率較高，造成的危害和影響很大。而隨著文明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人們也逐漸摸索出一系列應對旱災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對歷代旱災發生時的情況以及人們的應對措施作一番檢討，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對提高我們對于旱災的認識和抗旱減災能力，無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中國古代旱災的主要特點與危害
首先，在中國古代，旱災發生得非常頻繁，而且在發生周期上有逐漸縮短的趨勢。根據鄧云特《中國救荒史》的統計，從公元前206年西漢建立到1936年，我國共發生旱災1035次，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如果把界定旱災的標準降低，那么這個數字就顯得非常保守了。如袁林在《西北災荒史》中統計出隋至民國（581—1949年）期間僅陜西就發生旱災652次，甘寧青地區也有601次，總的數字要比鄧云特的統計大得多。從中國古代旱災發生情況來看，時代越晚，旱災發生的次數越多。鄧云特曾以世紀為單位做過統計：在公元前3世紀以前文獻記載的旱災共有39次；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的400年間有78次，3—6世紀共發生了161次，7—10世紀共有185次，11—14世紀有237次，15—18世紀有291次，19世紀則有73次。這其中固然有資料多寡的因素，但仍反映了旱災發生日益頻繁的情況，到明清時期，甚至經常發生連年旱災。以湖南為例，據湖南歷史考古研究所編《湖南自然災害年表》統計，連續6年發生旱災的有2次，連續5年發生旱災的有3次，連續4年發生旱災的有3次，連續3年發生旱災的有8次，連續2年發生旱災的更是多達15次。
其次，旱災發生周期的不斷縮短，固然與幾千年來冷暖交替的氣候變遷有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人類活動所造成的巨大影響。隨著人口的增長、農耕的發展、定居生活的普遍化，對部分地區自然資源的開發逐漸超過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旱等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史念海先生曾對黃土高原生態變化的情況進行考察，認為森林的破壞、生態失衡與農業生產有很大關系。戰國以前這種破壞還不太明顯，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黃土高原上的平原地帶已經沒有了森林，這種破壞在隋唐時期延伸到了山區，而明代中期以后的破壞則是毀滅性的，已經到了難以恢復的地步。另外，歷代一些不合理的農耕制度和耕作技術也是重要原因，濫墾土地、廣種薄收既無法解決糧食問題，又破壞了植被，也加劇了水土的流失（《河山集·三集》148—149頁，人民出版社1988年）。近來又有學者指出，為了追求產量，人們逐漸放棄耐旱且穩產的黍稷等作物，改種需水量大的小麥、玉米等作物，農作物種植品種的這種變化也是旱災增多的一個原因（樊志民、馮風：《關中歷史上的旱災與農業問題研究》，載《農業考古》1997年第3期）。綜而言之，山林破壞、耕作不當、黃沙遍地、水流干涸、旱災日重，形成難以阻遏且日益加速的惡性循環。
再次，由旱災開始，往往形成一個范圍廣、時間長、危害大的災害鏈。旱災使農業生產遭受巨大損失，糧食大幅度減產甚至絕收，往往引發大面積饑荒。如《漢書·王莽傳》載：王莽時，“連年久旱，亡有平歲，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饑民死者十七八。”又如，《明英宗實錄》載：天順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銅鼓、五開等府衛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饑殍者不可勝記。”諸如此類，史不絕書。而歷史經驗和現代科學研究也已經證實，蝗災多與旱災相伴而生。徐光啟云：“水旱為災，尚多幸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于水旱也。”（《農政全書》卷四四）長時間持續的旱災往往還會導致大規模瘟疫的流行，嚴重威脅生命財產安全。如《史記·孝景本紀》載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國、河東、云中郡民疫”，《舊唐書·德宗本紀》載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此外，長期干旱也是引發火災的重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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