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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和農村并不對立
農業和農村地區是中國發展最敏感的一根中樞神經，也是一些人批判和否定大都市的深層社會文化心理根源。在都市化進程中，農村人口的“空心化”、農業經濟的“破產化”、農業文明及其價值理想的“消失”，使人們把“大都市”與“農村”對立起來、甚至產生城市化導致了“偽新農村”等偏頗認識和抵制情緒。
這是特別需要警惕的，因為它只看到了城鄉之間在人口遷移、資源分配、文化消費等方面的矛盾，而沒有看到大都市在更高的歷史層面為綜合解決城鄉矛盾提供的重要理論資源與先進實踐框架。首先，以中國最頭痛的人口問題為中介與橋梁，都市化進程可以極大地促進中國人口的結構性轉型。其次，以先進的經濟要素與生產方式為學習、模仿、追求的對象，大都市的發展有助于推動中小城市經濟、鄉村經濟的升級換代與實現自身的跨越式發展。再次，作為人類文明與文化實踐最高成果的都市文化，在推動傳統鄉村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現代轉換，縮小城鄉文化差距，促使城鄉文化形成良性循環等方面，也一直承擔著主導性的作用。
新農村的建設與發展，不是遠離大都市，而是如何更好地接受都市化進程的影響與輻射，才能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建設目標。
如何看待“國際大都市”
真正影響中國城市發展的，并不是“國際大都市”或其他什么類似的概念、口號，而在于中國城市自改革開放以來選擇的經濟型城市化模式。經濟型城市化是以GDP為中心、一切服從于發展經濟生產力的城市發展模式。在某種意義上，這一城市發展模式可用芒福德的“羅馬化”來概括，即城市什么都要最大，比如要有最高的大樓、最大的百貨公司、最大的文化產業園區。特別是很多城市為了追求最大，完全不顧城市的承載極限和普通市民的感受，使我們的城市始終處在一輪比一輪更激烈的“城市大躍進”中。
只要這種以GDP為中心的經濟型城市化模式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不管過去打著“經濟中心”、“國際大都市”的招牌，還是現在打著“文化大省”、“文化強省”或“生態城市”、“宜居城市”的旗號，結果都是“換湯不換藥”。
大都市在集聚人力、資本、文化等資源的同時，必然進一步激化或加大城市與鄉村、中小城市與中心城市的矛盾與差距，由此導致比一般“城市病”更嚴重的“都市病”或“城市危機”，它們直接表現在城市管理、經濟發展、交通運輸、社會治安、居住、醫療、教育、社區服務等方面，這是“逆城市化”在中國很有市場以及聲討“國際大都市”的根本原因。
在當下最關鍵、最首要的是樹立一種正確的城市觀或都市態度，無論人們情愿與否，由于“大都市”與“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國家或地區最重要的經濟社會資源與精神文化資本，已成為中國社會改革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最真實的現實背景與最有力的支撐系統，甚至說，無論是當代中華民族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生存與進步，還是中華文明對未來的人類世界做出什么貢獻，在實際上也主要取決于中國“大都市”與“城市群”能否實現科學發展。(上海交通大學(微博)都市文化與傳播研究院院長，教育部《中國都市化進程年度報告》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