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上陣
聯合國定于11月15日舉行歡迎大會并且讓中國代表團致辭，那是中國代表團第一次進入聯合國大樓，當時美國報刊猜測說，中國代表團大概會“手拿紅寶書，身穿毛制服，列隊進入聯合國”。周南說：“中山裝是穿了，可是沒有排隊，也沒有拿紅寶書。”
代表團的發言稿早在國內就準備好了，最后是由毛澤東定稿的，過家鼎他們帶去了300份翻譯稿，結果還是不夠，一下子被搶空了。搶著上臺發言的國家太多了，打破了會議當天的既定程序，過家鼎說，匈牙利代表還用了中文發言。連當時投反對票的美國也以東道國的身份，發表了歡迎致辭。
吳建民記得，老布什在發言中很坦率地說：“你們來我是反對的，但是你們來了，我表示歡迎。”后來，喬冠華召開招待會，既邀請了在表決中支持我們的國家，也邀請了一些態度不明朗的國家，同時還邀請了美國。老布什說：“你們想得很周到，邀請我參加這個招待會。”徐熹說，那時候中美開始接觸，雙方來往意愿都很強烈，他去發請帖的時候，本來沒有打算給美國的，“可是那時候，兩國的一舉一動，雙方都很在意。我在大廳里發請帖，美國代表團就主動湊上來問你們在干什么，并表示希望參加”。
喬冠華當日的表現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獨特的仰面大笑被稱為“喬的笑”，照片發表后，拍攝的記者后來還得了普利策獎。喬冠華的發言長達45分鐘，發言給過家鼎印象最深的，還是中國表示永遠不做超級大國的承諾，“雖然我已經翻譯過發言稿，甚至都可以背誦一些段落，可是聽到這里，還是非常興奮”。發言結束后，幾十個國家的代表上來和喬冠華握手，表示祝賀，吳妙發說，喬老爺的手都握紅了，大廳觀眾席上有許多華僑，大家都哭了起來。
吳妙發說，那幾天，走在聯合國的大廳里，經常被人攔住，要求他講講中國代表團的發言為什么那么精彩，“他們都很喜歡中國代表團用的成語，要求我講一些成語的意思，什么叫‘只許州官放火’、‘泥菩薩打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是什么，許多國家的代表覺得中國代表團的發言言之有物”。
可是，剛到聯合國，還是會打亂仗，尤其是議事規程不熟悉，而聯合國的程序又非常重要，實質問題常常是通過程序反映出來的。周南說，當時還出了不少笑話，“出的第一個笑話是在一個委員會上，當時我們不參加所有的委員會，只參加重要的委員會，包括安理會、特別政治委員會、反殖委員會等”。大家開始意識到對程序不熟悉是個大問題，于是要求“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過家鼎的翻譯室首當其沖，過家鼎經常去借閱各種關于程序和議事規則的文件，“秘書處里，那些文件就裝滿了一間屋子”。先要挑選一些要緊的，然后翻譯成中文，給代表團所有成員學習，“學習后我們才知道，一些表決案還可以分段表決，我們開始的時候，因為不知道可以這樣，結果一個決議案中有一段不對我們就整體否決了”。
如何管理聯合國的中文翻譯也是問題，當時喬冠華和陳楚表示，以往的華人翻譯全部留用，“這些華人翻譯全部是在美國的華人，有的年紀大了，有的來自香港和臺灣地區，聽到留用他們都很高興，而且，我們的到來，使中文越來越重要了”。吳妙發還記得，喬冠華宣布完決定后，翻譯們熱烈鼓掌。
吳建民到聯合國不久，就開始參加了安理會、中東和南部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委員會。“遇到的最大問題，同時也是當務之急，就是大量學習聯合國和相關問題方面的知識。一方面利用聯合國的資源，大量閱讀資料，另一方面也經常向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學習。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和權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各國的外交官也都非常樂于向我們介紹各方面的情況。中國代表團的學習能力也受到了其他國家的認可和贊賞。”
學習了“聯合國議事規則”后，對吳建民幫助很大，“在聯合國，如果你對某些代表的發言有意見，是可以打斷他的，也可以和他進行答辯，但是答辯需要提前申請報名。這些規則和程序都需要熟悉”。熟悉后，才能不鬧笑話。
在聯合國期間，所有的重要表決都通過國內，吳妙發記得，那時候重要表決都要通過電報確定，實在著急的，則要通過美國和日本的海底電纜來通電話，那時候，國內往往已經是深夜。
吳建民說：“外交就是內政的延伸。剛去的時候，我們的外交姿態并不是非常開放。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場合，需要一一和各國外交官握手，輪到以色列代表時，考慮到當時兩國間的關系，我就感到很尷尬，不知道到底應不應該握。可是對方的手已經伸過來了，我不去握實在是太不禮貌。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以后，回來對喬冠華說：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了。他一笑答道：握就握了吧！”
當年的圣誕節，大家才漸漸放松下來，過家鼎還記得，足足一個月后，他才習慣旅館外面街頭喧鬧的汽車聲音，不再整天昏昏沉沉的頭腦不清醒。那時候，喬冠華等人已經回國了，他們看見街頭繁華的圣誕裝飾，覺得很新鮮，突然看見一個標語，大家哄笑起來。“距離我們旅館10米遠是家銀行的辦公室，圣誕節前兩天，他們掛出來一個標語，上面用英文寫著，‘向中國代表團致敬’，落款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肯定是覺得‘走狗’這個詞太有趣了。”
安全問題
周南說：“毛主席說的身在虎穴的感覺，很快就被我們感覺到了。”他指的就是當時的公務員王錫昌的死亡事件。當時紐約警方對中國代表團加以保護，派遣了雙倍的警察在羅斯福旅館值班，警察每班兩人，坐在他們宿舍門口的一個房間里，從不間斷，兩班交替時還打橋牌，過家鼎說：“我們失去了基本的隱私權，既不自由，也不方便。”
當時為了防止偷拍，房間的鏡子都用床布遮擋起來；為了防止竊聽，在旅館里從不開重要會議。喬冠華在的時候就發牢騷，說是可以“隨地拉屎”，指的是每個房間都有單獨的衛生間，但“無地放屁”，是說沒有放聲說話的機會。
警察只能管這一樓層，可是管不了大廳，也管不了街道。當時剛去就有人打條幅，叫喬冠華和黃華去投奔自由，看見中國代表團出來就沖上來喊口號。施燕華陪陳楚走在大廳里，看見有人沖上來，抓陳楚的胳膊，罵他是卑鄙的共產黨。
由于要提防出事，所以大家的活動自由進一步減少了，除了去聯合國開會，不許外出。春節前，為了讓守在旅館里的工作人員有消遣，特地借了些風光旅游電影來放映。施燕華還記得，當天放映員是平時的接待員王錫昌，雖然年輕，卻是老革命，從前在匈牙利使館工作過，性格很穩重，“可是他那天放電影的時候卻不斷出錯，片子總出問題，他還自言自語，怎么回事？我后來才覺得，那就是不祥之兆”。
第二天早上，王錫昌沒有起床，而且怎么叫也不開門，旅館服務員打開門，但是里面又用鐵鏈鎖上了，踹開后，才發現他已經死亡了。警察來檢查了情況，發現門窗都是緊閉的，也沒有暴力痕跡，于是趕緊送去進行尸體解剖。在解剖的幾個小時內，徐熹一直站在醫生旁邊，“我也忘記了是代表團要求還是自己主動，反正當時還是對謀害我們同事的人充滿了仇恨的”。
后來法醫檢測出來，王錫昌喝的茶葉中有濃縮尼古丁。施燕華聽說，這種藥品在美國是毒老鼠的，很容易就能在超級市場買到，看來殺他的人已經掌握了中國人的喝茶習慣，知道他們喜歡一天到晚喝一杯茶。但是，究竟是誰放的毒，卻沒有結果，迄今為止，這仍然是一起懸案。
國內把王錫昌評為烈士，并且讓他的遺體進了八寶山。施燕華說她從此養成了習慣，不用暖瓶，直接喝自來水。而且，即使泡茶，離開后回來也一定重新泡過。
國內一直很著急讓代表團成員買住所，出事后更著急了，周南說：“財政部好像特批了500萬美元，后來找到林肯中心對面的一家汽車旅館，整個買了下來。因為怕人家安裝竊聽器，所以搬走一家，我們就趕緊搬進去一家。”1972年2月，整個代表團住進了自己的新居，大家終于能吃到自己廚師做的中國菜了。
不過徐熹還記得，后來在裝修的時候，還是發現墻內安裝有不少竊聽器。“一拆墻就掉出來了，那時候竊聽器都很大。”
周南說，那時候為了防止泄露秘密，他從來不寫記錄，重要的事情都靠腦子記，從來不能靠筆。那時候嚴格規定很多，坐飛機去東南亞要經停香港機場，如果天氣不好，有時候要停在臺北或馬尼拉，當時他們規定，如果碰到這種情況，隨身攜帶的重要文件就要撕毀，沖進飛機上的馬桶。如果來不及沖，就得吞下去，周南沒碰到，但是一個同事就碰到了這種情況。
融入聯合國
從進入聯合國開始，到最后離任，周南整整在聯合國待了十年零一天。有人問他，待了那么多年，把美國玩遍了吧？可是周南立刻否認，聯合國工作無比繁忙，他是在后來任外交部部長助理陪吳學謙訪問美國的時候，才第一次到了美國的西海岸。聯合國的工作，周南熟悉得很快。吳建民說，他當時就覺得周南口才很好，反應敏捷，而吳妙發對周南和蘇聯駐聯合國代表互相挖苦諷刺也有深刻印象。
周南說，熟悉了程序，中國確實在聯合國起了很大作用。當時外交上執行“反對兩霸，尤其是蘇聯”的“一條線”戰略，積極加入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蘇聯總是說“有三個超級大國”，黃華也總是反對說“不對，只有兩個”。后來一說到這個話題，大家就笑。中國去了之后，發展中國家氣勢盛多了。
黃華走了以后，陳楚當首席代表。他不懂外語，所以周南要經常代替他開會。在會上有時候發言很無聊，周南就在下面畫漫畫。
逐步熟悉了聯合國的程序，周南說才慢慢地不吃虧了。“當時一有事情就召開緊急安理會，有時候開到夜晚，會議主席說，可以去吃飯了，一個小時時間，我們想自己住得遠，就在那里等等算了，可是誰知道大家一散就是三四個小時，等到真正散會，往往已經是深夜了，餓得都吃不動了，吃了也不舒服，因為睡不著。后來摸到規律，我們也不把一個小時當回事了，也回駐地去吃飯了。”
參加聯合國后，中國的外交局面慢慢打開了，之前拉美多數國家沒有和中國建交，中國進入聯合國之后，這些國家紛紛同中國發展關系。周南記得，當時代表團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和一些國家發展關系，進入聯合國就是中國外交的分水嶺，“什么人都能常常見到，總理也好，外長也好，來往起來都不拘謹了”。他在那階段交了很多朋友，有什么事情，拿起電話就打，大家先交流意見，“在下面可以先說真話”。1972年，墨西哥就同中國建交了。
吳建民也經歷了中國慢慢融入聯合國的過程。“最初，中國重返聯合國對聯合國的活動只是局部參加。我們參加聯合國大會、安理會和24國委員會(非殖民化委員會)，而經濟社會理事會和當時的托管理事會我們并沒有參加。根據我們當時的外交觀念，我們認為托管理事會是干涉他國內政的。出于同樣原因，我們當時凡是涉及維和的行動都不參加，維和行動的經費是要從會員國的會費里繳納的，因為我們不認同這種行動后來聯合國只好出臺了一個新的方案，允許了這樣一個例外，在維和行動中，不需要中國出錢。”
吳建民說，“改革開放同樣也是中國外交的轉折，它帶來了外交政策上的調整。以前我們的政策是求生存，改革開放以后變成了求發展。要發展就需要和世界各國搞好關系，這就使得中國的外交更開放。到80年代末，中國開始參加聯合國的維和行動，而如今，中國已經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部隊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得越廣泛，所發揮的影響也就越大”。
周南和吳建民的共同感慨是，聯合國是真正培養外交官的舞臺，“這里是多邊外交的天下，你永遠可以接觸到不同的看法，最復雜的局勢”。周南舉例，有次聯合國討論非洲國家的提案，反對南非種族主義，美國反對，英國也跟著反對，他和英國的駐聯合國代表瑞徹漢德很熟悉，“很胖的一個人，一頓飯能吃三塊牛排，我就問他，閣下啊，美國人否決我們都理解，他要搞霸權主義，你們怎么也跟在后面呢？他說，你不知道，我們在南非的投資很大啊，我們怎么能反對自己的利益呢？我說，你這次是講真話了”。下來后，周南就和代表團的同事們說：“他們的人權、民主，就是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到現在，周南都覺得，要是年輕外交官能去聯合國鍛煉，“比在一個國家慢慢成長要快得多”。(摘自《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轉自《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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