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之戰
9月17日起，為做通“釘子戶”的思想工作，“武廣辦”與社干部多次上門與之談判，卻一次次不歡而散。
也正是從那一天起，14戶人家相約，每晚8點在村頭榕樹下喝啤酒，以示同盟關系。“只要不刮風下雨，到那里準能找到他們。”一位“武廣辦”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梁兆威是社里第二個簽協議的人。作為社干部，他去做同祠堂一位兄弟的工作，結果“他認為我背叛了他們，現在連話都不講了。”梁兆威對記者嘆息道。
據知情人介紹，利益之爭的背后，其實還有著更加微妙而復雜的原因。
增滘聯社80%的社員姓梁，分屬于5個不同的祠堂。“一方同意的事情，往往另一方就會反對”，一名社員對記者這樣形容社中的關系，“就算每人發1000塊錢都會吵架。先發誰，后發誰，誰的新，誰的舊，都是問題。”
涉及拆遷的75戶人家中，有多家以種植花卉為生。生意上的競爭也造成了部分村民間的隔閡與矛盾。此外，2008年底，正是南約生產社社干部換屆選舉的時候。能否在拆遷中為社員爭取最大程度的利益，亦成為參選干部爭取選票的重要籌碼。
事情在去年12月11日這一天起了變化。
這一天，“武廣辦”將已經拆除的部分工地交付施工單位。進場施工的工人卻與未簽協議的社員發生了沖突，兩名社員被打傷送進醫院。
兩天后，廣州某晚報以《拆與不拆扯火沖突》為題，圖文并茂地報道了這次沖突。根據該晚報的報道，當天，面對轟鳴施工的機械，居民因“擔心安全”而“上前勸阻”，“70歲的鏡叔干脆站上了鉤機的輪帶，此舉令不遠處的三四十名工人不滿，雙方爭持不下……糾纏中，幾名老人被撞倒在地，有的手被夾傷，矛盾進一步激化。”
報道在網絡上迅速被轉載，對于“釘子戶”的同情之聲四起。荔灣區宣傳部副部長吳永祺承認，荔灣區及“武廣辦”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造成了我們那段時間工作的被動。”
為了“占領輿論制高點”，挽回工作主動，在區宣傳部協調下，“武廣辦”開始主動向媒體靠攏，從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先后4次組織媒體前來報道，無論是沖突還是事件處理，都積極通報進展情況。
“廣州媒體競爭激烈，老百姓喜歡‘報料’，所以我們也要主動‘報料’。”吳永祺說。
鐵路方也學會了向媒體大訴苦水。那段時間，武廣線廣州建設部副指揮長諶小平反復向媒體提及的一個數字便是：每停工一天，因施工隊伍、機械停工而造成的國家損失高達50萬元。
政府的主動“報料”和開放姿態使得輿論態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多數媒體對事件的前因后果進行了客觀報道，網絡的轉載使“釘子戶卡住武廣線”一時升級為公共話題。輿論環境迅速朝著向政府有利的方向發展。12月30日，《廣州日報》對此事配發的評論為《保護私權不能傷及國家利益》，《新快報》則援引相關法律指出《如拒執行裁決將可依法強拆》。
最后的博弈
2009年1月1日到13日，14戶人家陸續簽訂了《補償安置協議》。
1月14日，廣州數家媒體使用了這樣的標題：《武廣線拔除最后兩“牛釘”》。
從去年12月13日到今年1月13日這段時間內，到底發生了什么，令梁培他們最終放棄了自己的訴求？
“我們打的是‘溫情牌’”。趙志鵬說。
“突破口”從送進醫院的被打傷社員開始。“武廣辦”派人買花買東西送到醫院，看望傷者，順帶趁熱打鐵，做通工作。
一些社員對“武廣辦”不信任，“你們這是個臨時機構，過幾天就撤了，有了問題我們找誰去？”
2008年12月22日起，荔灣區由區委副書記羅思源掛帥，從信訪局、法制局、維穩辦等機構抽調人員組成工作組前往增滘“公關”，不少區領導親自出面同“釘子戶”談判。工作組利用元旦集中與“釘子戶”談判，“分頭包干調解，白天去晚上去，一天去幾趟”。
一名“釘子戶”對復遷房如期完工有疑慮。“要是建成爛尾樓怎么辦？”“如果你有擔心，把我的房產證押給你好了。”荔灣區副區長陳玉亮這樣表示。
區領導的出面，讓部分“釘子戶”感到“多少有了點面子”，也樂于“下個臺階”。
“我們最后是被各個擊破的”，梁培承認說。
最終的結果不免讓“釘子戶”們有些沮喪。3個月的堅持，他們不僅未爭取到任何一點額外利益，還比首批簽約拆遷戶每平方米少了50元補償。
“這是一種象征性的懲罰，以區別于那些首批簽約的拆遷戶”，趙志鵬說。
不過，在補償標準之外，“武廣辦”及荔灣區政府作了盡可能的努力與讓步。
“我們幫他們中的一些人解決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難”，荔灣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黃榮元說，“在就業、入學、養老等與拆遷無關的問題上，最大限度給以協助”。
“不過，從根本上說，這說明我們的補償方案能夠確保拆遷戶的合法權益。”趙志鵬說。擔任“武廣辦”負責人一職以來，他自嘲自己“頭上添了許多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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