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里的天堂和地獄
伍明君是南方一座海濱城市的放射科醫生。在工作的二十年間，他時常感到無奈。“有些病人被查出患了癌癥，其實并非不能治，但因為連住院押金都交不起，只能回家。”
幾年前，他參股所在的科室購買新設備，投入了1萬多元。用這臺設備做一個檢查，需要花掉病人幾百元錢，其實，“有些病用舊的機器檢查，最多只需要幾十元。”他說。
但現在，醫生們都搶著讓病人使用新的設備。理由很簡單，所有出資醫生的獎金與新設備的使用頻率密切相關。
于是，他經常能看到有病人舍不得出幾百元檢查費，來了又走了。而一擲千金的人他也見過不少。“有的人得了一個小感冒，卻要求做核磁共振。”一份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發布的醫改研究報告指出，醫療保障已經成為“富人的俱樂部”。而“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著見閻王”，則是很多沒有醫療保障者的真實寫照。
這份報告同時指出，中國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現在醫療衛生體制出現商業化、市場化的傾向是完全錯誤的，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此外，城鎮醫療保險制度本身存在明顯缺陷，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變形記》透射的巨大反差
在醫療中形成的落差，在教育方面同樣存在。
去年，一檔名為《變形計》的節目在湖南衛視熱播。其中一期節目《網變》講的是一個繁華都市的網癮少年魏程和一個貧困鄉村的農家少年高占喜互換7天的故事。魏程生活富足，學習環境優越，卻沉迷于網絡，不思學習。高占喜父母體弱，他一個人在上學之余負擔起了家里的大小事情和田里的農活兒。
另一期節目則是北京重點小學老師蘇壘和湘西山村惟一的小學老師吳藝偉的互換。北京的重點中學是明清兩朝的官辦學校，辦學條件優越。而湘西小學的教舍卻是吳老師借外出打工弟弟的空房子，孩子們只能在破舊的屋頂和昏暗的光線下學習。
對于城市和農村教育條件的巨大反差，史靜寰認為，這涉及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國家對城市和農村的資源配置確實存在現實的差距。
不過，即使是在城市，雖然今年9月1日新義務教育法的實施使得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全面免除，但仍有很多家長感受到孩子教育帶來的經濟壓力。相關數據顯示，在一個中等城市要養大一個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要投入的教育成本是30萬元。
“老無所養”的悲哀
下有小，上有老。
汶川地震發生后，當南京一位乞討老漢捐出的105元感動了中國時，卻也讓人感到辛酸。這背后折射了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現象：中國已經逐漸步入老齡社會，但很多老人卻得不到安置，有的甚至不得不以乞討為生。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業地逐漸轉向非農業地的比重在不斷增大，而且農產品種植業比較收益越來越低的情況下，過去依靠土地為養老保障的功能將會越來越弱。而在城市，“啃老族”的出現則成為養老的一大威脅。這一名詞指的是那些主動放棄就業機會的年輕人，他們賦閑在家，衣食住行全靠父母。
北京青年賈金磊是在2008年年初加入“啃老”一族的。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前，他失業了。一年過后，他仍然沒有找到新的東家。因此，他只能每個月從家里“借”點父母的養老金。不過，與那些透支父母養老金買房的同學相比，他并不認為自己很過分。“有時候我干點零活，也能掙點錢養活自己。反正父母很清楚，他們沒法靠我。”
其實，即使受到養老金制度保障的老年人，也能感覺到物價飛漲等帶來的壓力。香港《南華早報》文章曾指出，2010年中國面臨的養老金資金缺口達到1100億美元。而養老金資產的管理則可能成為比填補資金缺口更嚴重的問題。據悉，養老金基金只占中國內地居民個人資產組合的1%。相比之下，香港居民所持有的養老金基金為6%，新加坡為28%，美國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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