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審批
經濟的崛起帶動了第一撥出國旅游潮，出國再也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東南亞國家因最早向中國開放旅游市場而獲益最早，成千上萬已經致富的中國人潮水般涌向東南亞。
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意味著在這個日漸趨于一體化的“世界大市場”上，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10天，公安部火速召開了全國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會議，時任公安部部長賈春旺表示，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將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合作。會議隨后宣布了6大改革措施，包括進行按需申領護照試點、取消港澳游限制、擴大口岸簽證點、建立中國綠卡制度等。會議決定，從2002 年起，在上海、杭州、廣東等城市試行“按需申領護照”，到2005年，在全國大中型城市全面實行“按需申領護照”。試點地區的中國公民，只要需要，都可以憑身份證、戶口簿申領護照。
審批時代即將結束！
2003年，北京宣布實施按需申領。聽到這個消息后，徐磊半信半疑，在消息發布后的一個星期，徐磊去了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辦理第三本護照。為了“保險起見”，他帶著單位的公章，“萬一還要證明，現場蓋章”。
趕到辦證大廳，徐磊排隊領了兩張表，填完之后很不放心，“內容少了很多，總覺得還少什么東西。”在他把表交給辦證的警察時，警察面帶微笑，“露出四顆牙齒”。交完材料，警察告訴徐磊，10天后取證。
“10天？”徐磊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又反問了一句，“不要什么其他材料了嗎？”
“不用了，10天后來拿就行。”警察確認。
徐磊走了，還是有些不放心，“總覺得變化太快，好像還沒適應”。10天后，他領到了第三本護照。
除了時限縮短，前置審批取消，徐磊發現，辦理護照的窗口從1米多高降到了0.75米，人們可以坐在凳子上辦理，不用像以前踮著腳尖。
在2003年實行按需申領護照后，公民辦護照的量一下就上去了。李愛萍說：“我們的簽證大廳就跟火車站似的，人山人海，一天辦理三五千本護照是常事。”工作更繁重，辦理護照的人更多，服務更規范，走后門的也沒有了。“沒有那些審批了，還需要走什么后門？”
這一年，陳宏回來了。開放崛起的中國吸引了大量國外的優秀人才回國創業。他在北京辦護照的時候，想起了1985年出國留學前“臺灣女特務”的故事和重重的審查。現在，很多中國人和陳宏一樣，一個月出國兩三趟，沒有人在出國前還需要“政治培訓”。
這一年，超過2000萬中國人走出了國門。
“政府拋棄了‘控制’公民出入境的理念，這也是開放時代的需要。”參與新的出入境法修訂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梁淑英說，按需申領是改革開放以來出入境政策最重要的變革。
立法保障
2008年，徐磊去辦理第四本護照的時候，辦證的警察笑著“露出了八顆牙齒”。作為參加奧運會的工作人員，徐磊享受了一回特別加急的優待，上午辦證，下午就拿到了新的護照。
這本護照的頁數已經達到了48頁，年限為10年，比2003年辦的護照多了5年的年限。
在越來越多的公民持有護照時，護照的發展進入了更加規范的軌道。2006年4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護照法，全國200多個大中城市依法實施按需申領。
護照法同時也把護照簽發機構擴大到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偏遠地區的公民無需再奔向大城市來辦理。普通護照的辦證時限也由該法明確確定為15天，偏遠地區或者交通不便的地區為30天。
新法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給予公民更多的便利，也在法律上進一步限制了護照簽發機構的自由裁量權，并明確了責任，包括應受理而沒有受理、收受賄賂、無故不在法定期限內簽發等行為將受到法律制裁。
2007年10月，北京的18個區縣均設立了護照申辦點，人們可以選擇就近的辦理點辦理。這一年，中國公民出境人數達到3452萬人次。
梁淑英教授正在參與新的出入境法修訂工作，在她看來，舊的出入境管理法以及實施細則顯然已經過時，部分法規與其他法律不配套，甚至有矛盾，新法出臺已經勢在必行。
她表示，法律修訂的總體思路更有利于保障中國公民的出境權，促進中國與世界的交流合作。
今年10月25日，工作了近40年的李愛萍退休，她收藏的新中國的護照共12本，獨缺1979年版護照，她曾經通過媒體征集，但是還沒收到。巧的是，她收藏的12本護照中有一本就是徐磊的護照，那是徐磊1989年辦的第一本護照，里面的內容全是手寫，這也是最后一個手寫的版本。
徐磊因為護照被收藏認識了李愛萍，他希望李愛萍能把自己的護照送到博物館，自己可以常去看看，給人們講講他當年辦護照的故事。
兩個人，一本護照，共同見證一個時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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