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要做的是，如何通過配套制度的完善，讓這些官員的財產無所遁形
★ 本刊記者/韓永
近些年備受關注的中國官員財產公示，近日在新疆阿勒泰地區高調推進。
這個至今尚未撤地設市的新疆北部地區，在今年5月份出臺了一個規定——《縣(處)級領導干部財產申報規定(試行)》(下稱《規定》)，要求領導干部申報與職權相關的財產，并將其公布在當地廉政網和主流媒體上。
引人矚目的突破主要在于：申報的內容從“收入”擴大到“財產”——在現代漢語詞典上，對前者的解釋為“收上來的錢”，中國官員收入申報的范圍更是長時間將其限制在“工資”或者“銀行存款”上；現代漢語詞典對“財產”的解釋為“擁有的財富”，不僅包括金錢，還包括物資、房屋、土地等實物形態。
《規定》將應予申報的財產細分為11項，幾乎囊括了與職務行為有關的所有事項。突破還在于：這些申報內容要通過媒體向社會公開，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僅供內部存檔”。
在阿勒泰紀委辦公室副主任馮瑞忠看來，《規定》的出臺，只是近兩年該地區紀檢部門注重制度創新的例行動作。公示的意義，在于將可能的腐敗置于眾目睽睽之下，使腐敗者心慌、欲腐敗者膽怯。
馮瑞忠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規定》的靈感一方面來源于吳偉平——這個“能把會計學原理翻得很爛”的紀委書記，之前是新疆自治區紀檢委四室主任，同時又是自治區委黨校的客座教授。為制定《規定》，他查閱了大量的相關資料，“包括美國的‘陽光法案’”。
靈感的另一個來源是“兩會”上代表的提案。近些年，雖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的形勢卻未見好轉，很多人將視線轉向在國外適用效果頗佳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在近些年的“兩會”上屢屢提及。
今年，北大教授龔獻田攜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聯合提交了關于盡快制定《縣處級以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布法》的建議，得到了包括原化學工業部部長秦仲達在內的50位退休官員、學者以及其他行業人士的支持。
但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很多學者對這一制度的執行效果心存擔憂。
“官員可能不會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去主動申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因為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不主動申報被查出的概率非常低。”
在是否主動申報的問題上，腐敗官員可能會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主動申報與不主動申報，哪一個風險更低？
主動申報的風險在于證據被掌握，要被治罪，但可以爭取寬大處理，甚至如《規定》所說“免于處分”；不主動申報的風險在于證據一旦被發現，不僅失去了寬大處理的機會，可能還要面臨重罰，《規定》上的描述為：“將給予從重或加重直至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并建議司法機關按最高刑罰量刑。”
非法財產被發現的幾率由此成為一個重要的考量：如果紀檢機關能夠很輕易地查到非法財產，則不主動申報的成本就會很高。“但不幸的是，在中國，這個幾率很低。”王錫鋅說。
幾率很低的原因在于，與財產流動相關的登記制度和監管制度尚不完善，大量的財產因而經常處于不受監控的狀態。“比如在中國大量存在的現金流動，這種既游離于電子設備監控又缺乏人工監督的交易行為，除非當事人告密，否則查起來難度非常大。”而在國外，基于絕大多數的合法交易都可以通過刷卡來完成的現實，大量現金的流動通常被嚴格監控。
紐約州長的嫖妓丑聞之所以被發現，起因就在于他從卡里提取了大筆現金。而所謂的大筆，其實不過幾千美元，在美國已屬罕見。
類似的配套缺失還包括銀行之間不聯網、存款實名制很容易規避以及購房、購車時登記的疏漏，每一種機制的缺失都會導致對官員財產監督效率的降低。而監督效率每降低一個點，腐敗官員的僥幸心理就會增加幾分，“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假設：為什么我會這么倒霉呢”。
即使“倒了霉”財產被發現，由于監控鏈條的缺失，紀檢部門也不能輕易查明這些財產的來源與性質，在腐敗官員不主動坦白的情況下，最終只能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決了事，而這一罪名的最高刑期只有5年。但如果選擇坦白，貪污罪和受賄罪的最高刑罰都是死刑。坦白與否，卻是生與死的考驗。
“在保障機制不能同步跟進的情況下，將官員財產公示的要求寫入文件或法律，不能叫制度的改進，只能叫制度文本的改進。”王錫鋅說。
但王錫鋅不主張因此陷入“到底是應該先有支持性的制度還是應該先有文本”的循環論證中。在他看來，先有了文本，就有了更多的理由來推動配套制度的完善，并由此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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