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鏈接
擇偶觀念引發新現象
閃婚：“閃”即：快。 “閃婚”的意思即男女戀愛、交往的時間很短就結婚成家。一般指那些沒有充分交往、了解就草草結婚的現象。許多網友在聊天室認識，電話交往一個星期，便走入婚姻，引發閃婚現象。
試婚：也就是實驗婚姻。它不是正式的婚姻，只是男女雙方在正式步入婚姻殿堂前的一次實驗。在中國的儒家文化里，試婚是被譴責的，認為打破了婚姻的嚴肅性。但在“相愛容易，相處太難”的時代，一些人選擇試婚作為正式走入婚姻前的一個過渡，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對方。
周末夫妻：夫妻不再拘泥于“住在同一屋檐下”，以工作忙碌或者距離才能產生美為理由，許多新婚夫妻選擇到周末才相聚，形成周末家庭。
八分鐘戀愛：即以多對男女在同一地點進行相親，輪流相互考察，最終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對象。
亞婚姻：指有法律意義上的婚姻、卻沒有相對應的完整的家庭生活，出現了離也不是、不離也不是的尷尬局面。亞婚姻狀態的家庭，外人看似有著完整的家庭結構，但當事人卻有苦難訴。
偽單身：又稱“隱婚族”。指的是已辦好各項結婚手續，但在公共場合卻隱瞞已婚的事實，以單身身份出現。
剩女：也稱“3S女人”，Single(單身)、Senventies(大多數生于上世紀七十年代)、Stuck(被卡住了)，她們往往是高學歷、高收入、高個子的一群，共同特點是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歸宿而選擇獨處的大齡女青年。
李銀河：社會變遷影響擇偶標準
講究感情的婚姻，應該更幸福，更浪漫。
中國社會走出“政治高壓”的狀態
《小康》：建國近六十年，我們的擇偶標準一直在變化，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是什么原因呢？
李銀河：這就是社會變遷帶來的影響和變化。社會最明顯的變化就是貧富差距變大了，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幾乎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但現在，我們的貧富差距拉大，反映到社會學的調查數據上，就是貧富的基尼系數已高達0.45～0.46，而從國際通行的標準來說，0.4就是警戒線。這就是為什么現在人擇偶時會將經濟因素擺在很重要的位置。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所有人的收入都差不多，這時只能從家庭出身、政治面貌上來找區別。
但是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了，家庭出身以及本人成分已經不再重要，這也反映了中國社會已經走出政治高壓的狀態。
《小康》：您曾在1980年留學美國，美國青年的擇偶標準是怎樣的？
李銀河：西方人的擇偶觀，感情因素是占主導地位的。如果說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前，中國人的擇偶與西方有很大的區別的話，那從改革開放之后的八十年代，擇偶觀念越來越趨同。這也是因為社會發展的原因。現在不但經濟全球化，在文化上，彼此也融合了許多。
愛情至上可能導致高離婚率
《小康》：現在擇偶標準往往兩極化，一方面是要求感情的純粹性，另一方面又追求物質基礎，您是怎么看待這種現象的？我們擇偶時應該將感情或經濟哪方面考慮得更多一些？
李銀河：愛情至上可能會帶來較高的離婚率。因為感情是變化的，不太可能很穩定。如果一味地忠實自己的感情，那必然帶來婚姻的變化。
但對于個人來說，講究感情的婚姻，應該更幸福，更浪漫。但還是必須重申的是，拿感情為基礎的婚姻，是脆弱的，不穩定的，可能會導致以后的離婚。
追求物質基礎，通過婚姻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也不能說這個人就壞。因為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如果過于強調物質，忽略自己的精神層面，可能會帶來婚后的空虛感。
歸根到底，就是要問清楚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或者說，更注重精神還是更注重物質。
《小康》：現在離婚率達到空前的高度，這對一個家庭來說是痛苦的，同時對社會也帶來不穩定的因素。作為社會學家，您認為我們應該提供一種什么樣的婚姻觀，使家庭和社會相對穩定？
李銀河：我不認為離婚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一個家庭的解體對兩個人來說應該是痛苦的，因為分開后得重新適應生活，而且如果有小孩的話，對小孩的心理應該也有不好的影響。
同時，婚姻作為一種個人的生活選擇，即使作為社會學家也不可能提倡一個模式。不過，離婚率確實在提高，從以前的2%攀升到現在的10%。
降低離婚率，就得由選擇婚姻的人考慮清楚自己到底希望得到什么。一個穩定的婚姻是需要個體放棄一些感情因素的。
“非處”現象普遍，不再在擇偶標準中占重要位置
《小康》：社科院的社會學研究所曾經就十五年間的擇偶觀變化做了一個調查，您能為我們解讀一下嗎？
李銀河：其中最大的一項變化應該是現在人在擇偶時對童貞的要求已經往后靠了。最近幾年，在婚前檢查中發現，60%—70%的女性已是“非處”。這跟以前的擇偶觀反差最大。
當然，我們也要明白為什么出現這種變化。在古時候，結婚的年齡一般是在十四或十五歲，而現在，我們的婚姻法提倡的是晚婚晚育，在某一時期，還要求男28歲，女25歲才可以結婚，客觀上推動了婚前性行為。
胡發云：擇偶的實質是尋求安全感
我認為中國社會也會慢慢清醒，認真對待愛情與婚姻。
“1950年代嫁給軍人、黨員是為了政治安全”
《小康》：您作為一名作家，對社會的發展有自己的觀察與思考。在擇偶標準方面，您認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什么特別？是什么原因？
胡發云：那個時候擇偶的主流是政治條件。軍人是最吃香的對象，其次是黨員。但是，嫁給軍人是非常辛苦的。夫妻一年相處只有十幾天，丈夫回來時就象客人一樣；兩個家庭的父母需要贍養，而且還要養育孩子，這對女性來說是非常艱辛的。但為什么還要選擇軍人作為結婚對象呢？主要是為了政治上的安全。那個年代是政治風波不斷的時期，軍人的身份能保證穩定。
黨員或者根正苗紅的貧民在五六十年代在擇偶時也具備相當的優勢。那時人人都崇拜英雄、勞模。《小二黑結婚》里的小芹，現在人可能理解不了，甚至覺得可笑，但那時人們對英雄、勞模的崇拜是虔誠的，發自內心的。
《小康》：這么說來，軍人的妻子其實是最辛苦的，但很奇怪的一個現象是，他們往往婚姻穩定，并沒有太多的離婚事件。如果放在現在來看，就不可理解。為什么呢？
胡發云：那個時候，社會的道德輿論壓力比現在要大的很多，而且對軍婚的保護也有專門的條例，非常嚴格。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個接連一個的政治運動占據了人們的關注點，而不是去考慮自己的家庭是不是幸福。很多時候，維系一個家庭，表面上看是因為一種榮耀感，本質卻是因為需要安全感。也就是說當初的人性還沒有得到保障。
“愛情的最高準則是人性完美”
《小康》：您經過文革時期，并且也做過知青，作為親歷者您是怎么看那個年代的擇偶觀的？
胡發云：文革帶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傷害可以用“慘痛”來形容。有很多人可能從此就不懂得如何去體會愛情的純潔與激情。(記者旁白：那您對愛情的體會呢？)我比較特殊，因為我是1968年下鄉，高中畢業了，已經通過書籍了解到感情的細膩與豐富。對這一代人來說，耽誤的10年很可能一輩子也找不回來了。當時一切都是政治掛帥，都是國家利益，個人感情是一件讓人覺得羞恥的事。
當然，在1972年之后，人們開始慢慢厭倦了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開始產生對文革神圣性的質疑，同時，在擇偶上也回歸世俗化，提出了“三轉一響六十四條腿”等物質條件，也就是說需要手表、縫紉機、自行車等生活用品，不再“唯精神化”。
《小康》：現在青年人擇偶標準多元化已成趨勢，作為一位長者并且對感情與責任有相當思考的作家來說，您有什么建議？
胡發云：現在的年輕人在戀愛、婚姻上享受極大的自由，他們選擇大多能夠得到理解與寬容，這是非常讓我感嘆，同時也非常羨慕的。但是，我們這個時代本身并不是一個完美的時代，很多人沒有發現，愛情的最高準則是追求人性的完美。
現在，很多年輕人過于注重感官刺激，他們忽略了愛情本身獨特的深厚性。現在有一種風氣，就是放縱肉欲，處于一種狂歡狀態，沉溺其中。但這就跟吸毒一樣，最終的結果是淪陷。有時候，我想，這個年代被打上了物質壓迫的烙印，追求物質上的享樂，得到后又覺得空虛，于是演變出許多怪異的社會現象。這是因為精神方面的缺失。
或許正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也曾出現過“垮掉的一代”，在八十年代又回歸傳統的婚戀觀。我認為中國社會也會慢慢清醒，認真對待愛情與婚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