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
政治決定一切
文革十年，對一個國家來說尚且是一段不愿掀開的傷痛；而對一個人來說，尤其是那些正處于青春年華的人來說，更為殘酷。
那是一個悲情的年代，許多青年受到了雙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僅在身體上突然間要承受繁重的勞力；同時，正處于青春期的他們還需要面對沉悶、落后的環境而失去了愛的能力。
“或許有很多人從此再也不能體會到愛情的純真與激情。”對于那個年代的傷害，作家胡發云以“慘痛的代價”作評價。
很多故事現在聽來是荒唐的，而在當時，卻以認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時候，一件鮮艷一點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人們的服裝一律灰藍色，發型也趨于統一。中國幾億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種思維方式，人們只能用談工作為由進行“地下活動”，情書的開頭一定要稱呼某某同志，結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禮。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擇偶的關注點只有政治面貌與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紅”，出身越窮越光榮的時代。青年人在擇偶時，出身的好壞甚為重要，貧下中農、幾代紅之類的出身是一個頗有份量的條件，它起碼可提供一個較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證在飄乎不定的政治風云中不會使家庭出現大的動蕩。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資本家、富農的后代在擇偶時較為困難，他們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對于知青來說，他們的愛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無奈選擇留在農村的女知青是一個悲劇。”胡發云說。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鄉的知青這么回憶自己的隊友：一位漂亮的女生，當年出于狂熱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動去內蒙古插隊。但嬌弱的身體無法適應牧區生活，只能聽從牧民的勸告，嫁給當地一戶人家作兒媳婦，以此期盼由夫家來承擔她的勞動任務。但最終不但沒能卸下自己的任務，自己的命運也就此改寫了。
這位知青以“苦澀”來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個年代，不允許談愛情，這是個人私情，而國家提倡的是建設祖國。我們是感情被荒廢的一代。”接受采訪時，他語調激動：“即使有一些知青在這十年間結婚了，但他們大多數只是出于生存的考慮，為了獲得一張政治的護身符或者一個生活的避難所。”
這是一個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說五六十年代還存在愛情婚姻自由的話，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間，一切都被政治剝奪了。
一個時代的錯誤與傷害，深深地烙印在這一代人的記憶深處。這或許是1980年代初期，傷痕文學能迅速興起的原因。同時，也解釋了為什么許多青年在觀看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時失聲痛哭。
轉折年代，愛之覺醒
以理想主義開始，以實用主義結束。
文化大革命10年間，愛情一如在壓抑中等待爆發或死去的火山。
終于還是在等待中爆發了。
一切來得如此之快，我們甚至還來不及準備迎接這突如其來的幸福。
當西方媒體開始用“中國巨變”來形容這30年間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奇跡的時候，他們尚且來不及發現隨之而來的中國社會的變化。
擇偶標準的變化是社會變遷的必然。經濟發展得越迅猛，社會文化沖擊得越深重，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也就變化得越徹底。
由于政治與體制上的逐漸松綁，社會分化隨之擴大，尤其體現在經濟上。于是，在過去的30年間，經濟條件以不同形式體現于擇偶標準中，并且，在其間的比重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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