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00
婚嫁改變命運
到了90年代，當功利主義徹底取代理想主義在社會上大行其道的時候，漂亮的姑娘在日漸包容的社會里獲得了許多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其中，包括婚嫁、交換甚至出賣。
最先開放的深圳，給了人們充分的想象空間。從那時起，港商、臺商以及日本公司紛紛在深圳的投資建廠，大量的內地青年也涌入深圳。在那里，涌動的是發財的夢想和欲望。還有許多年輕漂亮的姑娘，也夢想著能夠在這個離“花花世界”最近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白馬王子”。
陳小藝主演的《打工妹》反映了打工者在都市中的生活狀態，但更多的是從正面來進行表達。電視劇中的女主角堅持自己的尊嚴，而現實生活中，很多姑娘被金錢收買。
“傍大款”是商業區的擇偶熱門詞，這與香港人稱女子“釣金龜婿”有同工異曲之處。但有錢人總是少數，于是大款成為稀缺資源，許多姑娘在不能明媒正娶的情況下，也甘愿屈為“二奶”。
據資料統計顯示，在珠江三角洲“包二奶”的港臺人士約有十萬。并且當地法院頻頻受理此類案件。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曾對媒體表示﹐廣東省因毗鄰港澳，因此“二奶”現象最嚴重，往往會有香港元配結隊來深圳起訴丈夫。“二奶”開始進入法律的語境，如何調整“二奶”引發的社會關系，成為法學界關注的焦點。
然而，形勢并不會因此而改變多少。多的是夢想著住大屋、穿名牌、享受人生的女人，而大款始終是婚姻市場中的稀缺資源。激烈甚至慘烈的競爭在所難免，但這個時候，在大款之外，人們其實比以往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傳統演變的“香餑餑”是高層知識分子。盡管1990S年代后期有“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調侃，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掌握高科技的人才，或許在不經意間就成了CEO，即使投人門下，也有高薪水作為保障，同時，因為學識修養，依舊受到姑娘們的追捧。
如果很幸運地，你有海外關系，那也會成為最有吸引力的擇偶條件。改革開放之后，開放的中國開始以各種途徑走向世界，出國潮的興起使海外的親戚顯得益發珍貴。
婚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是改變命運的手段而被過度使用。在長相上受到上天眷顧的女孩，前途一片大好。因為，女人的相貌始終是男性的首要要求，甚至是唯一要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始沒有改變過。如果天生麗質，而且溫良淑德，那當然更好。但天生麗質是更重要的標準。
新千年，愛的多元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轉眼進入新世紀，這個時代確實有了很大的變化。工業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使大量女性就業，在許多崗位上毫不遜色，甚至比男子更為出色地創造財富；教育普及、社會交往和流動增加；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選擇和再選擇機會的增加；所有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重塑著女性，進而影響了男女的擇偶觀。
進入新千年
如果沒有愛就退而求其次……
新千年之后，人們對擇偶標準的多元呈現表現出空前的寬容。年齡不再是界限，婚否也不再是障礙，只是在錢袋子與真感情間掙扎。
進入新世紀，花容月貌并且才華橫溢的適齡女子在大都會中已比比皆是。那樣的女子，通常有著比較高、比較穩定、比較有保障的社會地位和收入。她們往往更多地強調人格尊嚴、自由和獨立，也更有可能拋卻經濟因素來考慮擇偶條件。另一種可能同時出現，在經濟條件之外，她們在擇偶時對男性有更多的期待，甚至是近乎完美的期待：既要是成熟穩重的，還要是機智幽默的；既要有相近的價值觀，還要有相當的人生追求；既要是務實耕耘的，還要是浪漫有情趣的；盡管沒有經濟上的苛刻要求，但必須是有能力的。
她們骨子里有不同程度的小資情結，張愛玲與亦舒們對這些人往往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她們極度理性卻也極度感性。相比低于她們的女性，這些人更渴望純粹的愛情，似乎也應該更有條件獲得純粹的愛情。
而“男高女低”的擇偶趨向絲毫沒有要改變的意思，她們中那些不肯屈就的，一不小心就變成了被挑剩的大齡女青年而被社會稱之為“剩女”。
她們也能慢慢想開，但后來者比她們想得更開。亦舒筆下的女主人公喜寶是很多人的寫照：“首先想要得到很多很多的愛，如果沒有愛就退而求其次要很多很多的錢，如果錢也得不到就希望自己擁有健康，如此仍是快樂。”
擇偶間的年齡跨度近年來日益擴大。如果說2002年24歲的跳水皇后伏明霞嫁給當年正值“知天命”之年的梁錦松還給大眾帶來一些騷動，那么2005年28歲的廣州外語學院的研究生翁帆嫁給當年82歲的楊振寧卻并未引起地震，楊翁以恩愛表情十指相扣出現在各大場合。“這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事情，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沒什么特別的感想”。隨機接受的采訪者表示。
這真是一個最感性的時代，卻也是一個最理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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