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由試點進入全面推開，文化建設從起步發展向快速發展轉變。
● 文化體制改革在在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優化產業結構、文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和整體上市等諸多方面取得了積極的進展。
● 雖然新體制的嫩芽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市場在文化資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已初步發揮。但是，傳統體制還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影響著文化生產力的發展。
2007年，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的精神，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從試點向全面鋪開發展，在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優化產業結構、文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和整體上市等諸多方面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促進了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和結構優化。同時，由于文化體制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目前還面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探索。第一節文化體制改革的背景和動因
我國傳統文化體制是在建國以來的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具有國有資本單一投資主體、管辦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資不分、條塊分割、城鄉二元結構和以意識形態為指導，以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顯著特征。應當肯定，在建國初我國文化事業“一窮二白”的條件下，這種體制有利于集中資源進行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文化隊伍建設，以及文化產品的創作和生產，從而在一定時期內對文化發展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行政性資源配置方式的低效率，加之其他因素的干擾破壞，導致了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文化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體制環境、社會條件和傳播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溫飽基本滿足的基礎上，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大，形成了多層次、多元化、多樣化的文化市場格局，自主性、互動性、娛樂性的大眾文化消費方式成為新的趨勢和潮流，從而對文化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機制和提供主體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嚴重滯后，經濟體制與文化體制、經濟發展水平與文化發展水平之間形成了明顯的落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認識文化產品的社會屬性和商品屬性的關系，使文化建設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和要素配置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使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提高我國文化的活力和競爭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成為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直接動因。
從國際方面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新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崛起，促使經濟與文化日益融合，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成為新的發展趨勢，信息產業、文化產業等新興產業迅速發展，成為美、英、日、德、法等西方大國的支柱產業。美國的電影產業、英國的創意產業、德國的出版產業、日本的動漫產業、韓國的影視產業無不吸引了全球消費者的眼球，成為其創造利潤和財富的重要來源。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傳媒集團，如美國時代華納、迪斯尼、新聞集團，德國貝塔斯曼、日本索尼公司等，依托其創意研發和傳媒網絡優勢，迅速成長為跨國運營的國際文化傳媒巨頭，占有全球70%左右的文化貿易份額。文化市場作為全球競爭的新領域，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和穿透力，深刻地影響著全球的經濟政治格局。而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傳統文化體制的封閉狀態，還基本上沒有參與到這一進程中去，以致我國的文化產業規模小、競爭力不強，文化服務貿易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巨大逆差，這與我國作為經濟大國和文化資源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與此同時，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在文化產業所具有的優勢地位，上世紀90年代在我國加入WTO的談判過程中，文化版權貿易一直是我國與之談判的焦點領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強烈要求我國開放文化市場，并且已經在某些領域通過種種方式進入我國文化領域。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我國的文化建設不能脫離人類文明發展的軌道，也不能不參與國際文化市場的競爭而實現自身的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如何順應國際文化產業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按照國際規則逐步開放文化市場，通過加入國際文化產業分工體系來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以應對國際跨國文化傳媒集團的挑戰，提高我國的文化競爭力和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成為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外部動因。
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互連網、數字化技術的產生和應用，使文化的傳播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動因。一方面，互連網、數字化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應用使得傳統的單向文化傳播方式轉變為互動傳播，文化產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和界限日益模糊化；另一方面，傳播渠道和傳播載體的無限擴展導致內容嚴重不足，內容創新和文化創意成為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和關鍵所在。這一變化在客觀上要求傳統文化體制進行變革，從國有單一提供主體向多元、互動提供主體轉變，形成全社會創新文化發展，提供豐富多樣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動活潑局面。同時，新興技術和傳播手段的日新月異，也要求打破傳統文化體制行政性資源配置的方式和條塊分割的窠臼，以便文化資源和生產要素迅速地“越界”流動，優化組合，從而適應文化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新世紀之初，我國文化體制改革開始啟動之機，正是互聯網、數字化技術在我國開始大規模推廣之時，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新階段改革的起點與趨勢——2008' 中國改革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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