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在貴州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采訪時發現，隨著農村稅費改革不斷深入，兩省區長期積累而未妥善解決的鄉村債務如同"緊箍咒"一般，束縛鄉村干部手腳，制約鄉村兩級發展，鄉村兩級干部萌生不作為思想。
一個西部貧困農業鄉鎮的收支賬
西部貧困地區生態惡劣，“三農”工作尤為艱難。這是貴州六盤水市一處石漠化耕地。
貴州省獨山縣羊鳳鄉是一個典型的西部貧困農業鄉鎮，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單一，沒有什么像樣的企業，鄉財政收入構成主要以農業稅為主，工商稅收比重很小。農業稅減免后，鄉財政深陷"斷炊"窘境。
鄉黨委書記楊興明介紹說，全鄉總共３５００余戶、８．４萬農民，去年人均純收入僅１４００元。農民很窮，政府也不富裕。去年鄉財政收入算大賬１８萬元稍多點，其中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７萬元、縣財政經費補助１１萬元、稅收超收返還４５００元左右。
去年這個鄉的財政支出情況又怎樣呢？鄉長楊正江掰著手指頭一一列舉：
－－正常辦公經費每月４０００元。其中電費６００元、電話費７００元、復印機用費用６００元、食堂做飯師傅工資４００元。
－－車輛維護和燃油費每月６０００元左右。主要是鄉里３臺車即將報廢，維修費用很高。
－－會議及接待費每月４０００元左右。鄉鎮處在農村基層，權力有限而責任無限，上面哪個部門來人都不敢慢待。我們這地方山陡溝深，各村距離鄉政府路途又普遍較遠，召集村組干部來開會辦事，結束后招呼人家簡單吃頓飯也是常情。
西部貧困地區農民生產生活條件脆弱。這是貴州農村一戶農戶家。
－－其他支出每月１０００元到６０００元不等。派出所等垂直管理部門申請經費補助；培訓或組織群眾到外地參觀學習等產業結構調整費用；工程項目附加費用；民政臨時救濟、精神文明活動、農村黨建、老黨員年終慰問及鄉鎮辦公設施維修等費用。雖然好多都是臨時性的，但是擋不住細算。
根據羊鳳鄉兩位領導介紹的情況，這個鄉要想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平均每月的辦公經費等常規性開支最少也得１．５萬元，一年下來就是１８萬元。而從２００３年以來，每年真正落實到這個鄉財政所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只有７萬元，平均每月僅有５２００多元。導致鄉里的常規性開支嚴重不足，產業結構調整費用等其他臨時性開支更是沒有出處。
羊鳳鄉的干部們普遍反映，農村實施稅費改革政策以后，上級核定的稅收轉移支付資金有限，而作為貧困農業鄉鎮的羊鳳鄉幾乎沒有什么經濟來源，但是，財政的支出口徑卻有增無減，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導致鄉財政進少出多壓力越來越大。
西部貧困地區農民生產生活條件脆弱。這是貴州農村一老農在家門口休息。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２００３年以前，羊鳳鄉由于體制性和政策因素，如發展經果林、蓋鄉中學綜合樓等負債近２０萬元，一直沒有清償。２００３年為彌補經費不足，鄉財政又發生赤字１１萬元；２００４年以后縣財政累計給予２０萬元經費補貼，兩年間仍然發生赤字７萬多元。
楊興明告訴記者，去年縣財政局準備給鄉財政所配備一輛車，明確要求鄉里必須補貼２．３萬元，否則這輛車就給別的鄉鎮。盡管縣里沒有給專項款，可是錢最后花出去了，出口在哪里？只能挪用其他款，因在鄉財政所帳上的資金都在一個鍋里攪。在鄉財政１８萬多元赤字中，類似的支出就有三筆共計８萬元，如果解決不了只能永遠掛在那里。
楊正江感慨道，現在我們既無錢辦事，又無錢還債，明天怎么辦？永遠有一個問號。去年，外地有一個老板想在鄉里投資辦廠征用了一塊地，給鄉財政所帳上打進來６．５萬元土地占用費，沒有給占地農民一分錢，全部挪作辦公經費花了。如果老板來要這個錢，只能再想別的辦法堵口子。
為民，巧婦難為
為防止農村基層政權進一步深陷負債泥淖，去年按照中央相關會議精神，各省區也相繼出臺文件，層層建立消赤減債目標責任制，明確規定所有鄉村一律不許出現新債。然而，要辦事就得花錢，由于沒有明確的操作依據和辦法，"一事一議"又很難操作，"會難開、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借錢或者讓私人墊資，舊債難還又添新愁，所謂為民服務只能是拿嘴應付。鄉村兩級干部有些產生了不作為思想。
西部貧困地區生態惡劣，“三農”工作尤為艱難。這是甘肅農村一貌。
記者在貴州省荔波縣朝陽鎮了解到，鎮政府所在地的一供水池出現了裂縫，４０００多名群眾斷水快兩個月了，卻一直得不到維修。鎮黨委書記黃志剛無奈地說："要6－8萬元投入才能重新修好水池，正向水利部門爭取。窮鄉鎮就像一臺舊車子，越使用修理費越高，形成惡性循環。目前我們鎮的債務已達六七十萬元，縣財政只保工資，中央轉移支付資金連基本辦公經費都保證不了。不能為民辦事，有時我們都不敢面對群眾。"
記者了解到，許多負債鄉村已經產生畏債心理，加上農民的公益意識又整體淡薄，致使當地農村建設和生產項目幾乎處于放任自流狀態。一些干部片面理解國務院嚴禁欠新債的文件精神，流露出寧可少干事，或者不干事也不能出岔子的態度。
在貧困的寧夏南部西海固山區，不少偏遠村莊至今連最基本的人畜飲水問題都沒有解決，不僅如此，村民們生產農副產品外銷主要靠單家獨戶自行找出路，青年人外出打工也得不到培訓和組織。當地的一些鄉鎮干部卻表示，現在貧困鄉鎮能平平穩穩度過一年，到年底考核合格就謝天謝地了。
債臺，何以高筑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干部的不作為思想主要是沉重的債務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想辦事卻無法辦。那么鄉村組織，緣何會背上沉重的債務？
貴州和寧夏兩省區鄉村債務有上級財政的各類借款、金融機構的貸款、統籌中借款、企業或個人借款，以及各種拖欠款等。形成的原因多種多樣，主要有以下幾種：
－－興辦企業虧損。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好多市縣不顧客觀條件，盲目跟風大辦鄉鎮企業，"鄉鄉點火、村村冒煙"是當時一些地區的真實寫照。然而，由于管理粗放、政企不分、權責不清以及市場變化等原因，所辦企業紛紛停產、破產或倒閉，留給鄉村的只有高額投資債務。如貴州省畢節地區２．５１億元鄉村債務中，興辦鄉鎮企業帶來的負債就占１３．９％。
西部貧困地區交通也極其閉塞。這是貴州一個村民組村民自發修建的通村公路。
－－墊資上繳稅費。農村稅費改革前，每年初由市縣向鄉鎮、鄉鎮向行政村下達當年的稅費任務，并采取種種措施嚴格規定上繳時限。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天災人禍等多種原因，稅費征收常有缺口，為保證足額及時完成上繳任務，兩省區一些鄉村被迫四處舉債，甚至向民間借高利貸墊繳；而農村稅費改革后，政策規定不允許地方政府向農民硬性收取拖欠的稅費，從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
－－彌補管理經費。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貴州和寧夏的鄉村干部隊伍都比較大，管理成本偏高，上級財政撥付的經費連會議費、差旅費等日常開支都難以確保，加上兩省區相當多的鄉村都無集體經濟，屬于"空殼鄉"和"空殼村"，自身缺乏"造血功能"，往往只能通過舉債方式來維持運轉。
－－達標捅下窟窿。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貴州和寧夏均在農村開展了"小康建設"、"普九驗收"、道路建設、計劃生育合格村等名目繁多的達標升級活動，上級部門支持的資金有限，而且遲遲不能到位，大部分開支都由鄉村負擔；一些市縣還相互攀比，層層加碼，基層組織財力不堪重負，債臺高筑。據統計，寧夏僅由此形成的村級債務就高達１．４５億元，占全區村級債務總額的４２．８％。
－－胡支亂花欠債。一些鄉鎮村級財務管理不規范，監督制約機制跟不上，鄉村干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超標準租車的現象比較普遍，使得有限的資金不斷流失，債務越積越多。如寧夏靈武市原新華橋鎮的接待費用從１９９７年開始在一家餐飲娛樂中心結算，不僅吃掉了這家餐飲娛樂中心欠鎮上的１０萬元房費，還倒欠２４萬元"吃喝費"，年均接待費近５萬元，全部打了白條子。
躲債，見怪不怪
記者采訪期間不斷聽到類似與鄉村債務相關的"故事"：２００３年以來，鎮里所欠債務無法清償，貴州省荔波縣朝陽鎮鎮長莫生亮年年上法庭當被告；２００５年７月，一些討債者上門要錢沒有結果，便用電焊把寧夏靈武市崇興鎮龍三村村委會大門焊死，一周后才被強行打開。
雖然鄉村過度負債是個普遍性的問題，但是在像貴州和寧夏這樣的西部貧困省區，近幾年由此引發的負面效應顯得尤為突出，而且已經遠遠超出自身經濟和財政負擔范疇。負債過重的鄉村，各項工作阻力重重；鄉村干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楊白勞"，躲債現象見怪不怪。
社會主義新農村在西部并不一個遙遠的夢想。這是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羅依寨的村民正在打掃村院落衛生。
前不久，記者來到寧夏靈武市崇興鎮，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均不在辦公室。輾轉通過市委宣傳部找來鎮黨委書記周玉斌。周書記很窘迫地解釋說："只要呆在辦公室，每天都有三五個來要賬的，大吵大鬧，尋死覓活，鬧得啥工作也干不成。鄉村債務最讓人頭痛了。"
從２００３年起，寧夏用兩時間在全區范圍內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鄉鎮行政區劃調整，由三個鄉鎮合并而成的崇興鎮一下子背上了１２８８萬元的巨債，全鎮４．５萬農民人均負債２８６元，上門討債的人走馬燈一樣。作為新一屆黨委書記，周玉斌自打年初上任之日起就沒有消停過。他說："愁得我一天抽三包煙，還是想不出辦法來。"
周玉斌的苦惱也是貴州和寧夏兩省區眾多負債鄉村領導們的苦惱。過去鄉村靠統籌、提留等渠道，還可以有些"活錢"來化解債務。農村稅費改革后，鄉村兩級的收入渠道驟然變窄，特別是以農業為主的貧困鄉村只有上級轉移支付這一資金來源，而轉移支付資金連維持運轉都很艱難，更別說用來還債了。每逢過年過節，一些鄉村干部便離崗外出躲債，有的連家都不敢回。（姜雪城 周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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