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人口增加導致對住房、醫療衛生、教育等商品和服務需求的增加，可是，公共服務的提升還是跟不上人口集聚的速度。比如，北京市規劃修編之后的最新“總體規劃”，是到2020年時，總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但是，到目前為止，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的總和已經超過2200萬人，應該說已經提前十年完成了發展規劃目標。
貢森：所以，關鍵在于，為什么服務沒有同步提升？一般來說，經濟集聚和人口集聚過程是互相促進的。在一個地區新建或擴建工廠，一般會帶來新的就業崗位；在人口自由流動的條件下，新的就業必然帶來供養人口的遷入，新增人口及其消費必然帶來物業稅、消費稅的增加；地方財力的增加，可以加大對基礎設施等投資環境和公共服務等人居環境的投入，也可以減稅讓利，有助于吸收更多的企業和人口集聚。
但在我國，由于戶籍、稅收等相關制度因素的制約，使得經濟集聚和人口集聚相互加強的良性循環過程被大大弱化了。戶籍制度導致人口自由遷移受阻，而在地方財政收入主要依靠來自生產環節征收的增值稅的財稅體制下，企業的生產活動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而人口增加通常意味著公共服務供給和財政壓力的增大，因此便形成了只要“人手”不要“人口”的思路，以至經濟規模與人口規模不平衡。
中國青年報：“經濟規模與人口規模不平衡”怎么理解？是大城市人口相對過剩嗎？
貢森：恰恰相反。與區域經濟集聚規模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顯得“人口過剩”，而東部沿海地區則是“經濟過剩”。這是根據常住人口數據統計的，如果按戶籍人口，即按照完全能夠享受當地經濟發展成果的人口來算，我國西部地區的“人口過剩”以及東部地區的“經濟過剩”會更嚴重。
中國青年報：這種經濟集聚與人口分布不均衡會帶來哪些危害呢？
貢森：這樣既不利于東部沿海地區進一步發揮規模經濟的集聚效應，也不利于區域間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流動人口難以在城市立足，導致中西部剩余勞動力未能充分轉移，內地與東部沿海之間的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距被拉大。而城市內部“二元社會”的分割，也會加劇未來城市內部不同人群之間的社會矛盾，給未來的城市治理、城市內部的社會和諧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帶來巨大的挑戰。
因此，我們建議，應盡快使人口分布與經濟集聚相協調，妥善安置已經進城務工經商的外來人口。
中國青年報：那應該怎樣糾正經濟發展和人口分布不平衡的現狀呢？
貢森：針對這一問題，“十一五”規劃以及主體功能區規劃編制的相關文件提出，要促進人口分布與經濟布局相協調，基本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戰略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議：首先要改革戶籍制度，鼓勵外來人口在承擔法定經濟責任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安家落戶；其次是在公共服務的提供上實行“費隨人走”，并積極探索在消費環節征收增值稅，以實現人口增加與地方財政利益的一致性；第三是在未來40年時間里，對發達地區吸納人口的數量作出適當的硬性要求，以逐步降低歷史積累起來的不協調度，也就是“還欠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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