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在許多大城市面臨人口膨脹難題，不斷增加的外來人口使得土地、水源、環境、交通等資源不堪重負。為此，有人提出，應通過政策控制城市人口規模。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以下簡稱“國研中心社會部”）發布的研究報告卻認為，發達地區更有條件吸納外來人口安家落戶，以實現人口分布與經濟集聚在空間上的協調。
近日，課題組組長、國研中心社會部副部長貢森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
中國青年報：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由于聚集優質社會資源，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使這些城市土地、環境、水資源難以承受。為什么你們卻認為，大城市應該對外來人口更加開放？
貢森：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口集聚會越多，這是人口分布的基本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就業機會增加了，自然帶來勞動力的集聚，區域消費水平也提高了，進而吸引更多的產業和人口集聚。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發達地區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城市的發展離不開人的貢獻，但許多城市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態度卻是矛盾的，需要他們勞動，卻不希望他們分享發展成果。說白了，就是只要“人手”，不要“人口”。
實際上，經濟發達地區現在的發展水平是與中央的傾斜政策分不開的；按照主體功能區劃，重點開發區和優化開發區等經濟發達地區，未來可能在土地、信貸、投資、財政和環保等方面享受更多的政策優惠，這些地區也應該承擔更大的義務，幫助外來人口安家落戶。
中國青年報：但是人們一般會認為，由于資源的有限性，地區對人口的容納也是有限的。以北京市為例，從現在的人口增長趨勢看，未來10年內，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將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國際上公認的不應突破的底線。
貢森：對于自然環境因素的討論不是孤立的，而必須與一定的技術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和公共服務狀況相結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各種資源的流動性增強，自然資源的剛性約束被削弱了，耕地資源、水資源等自然資源不再成為人口集聚的主要障礙，人口集聚更多地取決于經濟和社會因素，其中經濟因素更是占據了主導地位。
目前，我國人口正在向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區域流動，人口集聚的趨勢比較明顯，這表明，以就業為主的經濟因素是中國人口空間分布的決定因素。如果將水資源等自然要素的影響絕對化，多數東部發達地區水資源都超載了，人口都要外遷。顯然，這與全國人口“孔雀東南飛”的普遍選擇是不相符的。
實際上，按照國際上通用的綜合性可持續指標來測量，我國發達地區的綜合資源的人口承載力還有較大富余。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許多發達地區都以資源環境已經超載、社會環境變差作為托辭，不愿意吸納外來人口。但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又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可以吸納更多的外來人口，這是地方政府難以控制的。過去幾個月，沿海地區普遍出現的“民工荒”就是一個例證。
中國青年報：現實情況是，許多大城市由于人口增多帶來許多問題，如交通擁擠、水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等。
貢森：不能將城市擴張中的問題簡單地歸咎于人口增多，事實上許多問題是城市規劃不科學，或公共服務不到位造成的。比如我國一些特大城市采取的“攤大餅”式的發展，服務機構、行政單位都集中在城市中心，而人們居住得越來越遠，造成上班向心式地漲潮，下班離心式地退潮。而美國洛杉磯等組團式發展的城市，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擁擠的問題。我國應該借鑒這種“多中心、組團式”的發展策略，不搞集中式中心區，每個組團都有辦公、購物、休閑和居住中心，各個組團互相獨立存在，這樣，整個城市交通也就順暢了。
廣東的東莞是一座向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城市，也是一座城鄉一體的組團式城市。市直接管轄鎮（街），中間不設縣或縣級區。組團式的城市空間構架構成了東莞的城市特色，既突出市中心區，又充分考慮各鎮（街）的全面均衡推進。理性地講，東莞這種組團式的城市發展模式，也可能是今后中國城市規劃部門應該借鑒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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