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社會泛物質觀的一個縮影
在一些男性看來，許多女孩子之所以成為“剩女”是因為她們太挑剔了。“她們希望男方擁有自己的房子、車子，這樣才愿意嫁。”在觀察家們看來，“剩女”現象也算得上是中國的“發展病”之一。
“剩女”問題困擾中國都市女性，又豈止今日？錢鐘書在《圍城》里，不就有過一段精妙道白嗎？“中國的女人念了幾句書最難駕馭，男人非比她高一層，絕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學畢業生只能娶中學女生，留學生才能娶大學女生，女人留洋當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她，否則男人至少是雙料博士。”應該說，這是在中國女性意識發蒙時期，知識女性個體覺醒與男尊女卑傳統觀念碰撞之后產生的尷尬境遇。
雖然在一些男人看來，正是這些知識女性高學歷、高智商、高能力、高素質、高收入，長相也無可挑剔，才導致其眼光高、太挑剔，逐漸“淪為”剩女一族。然而筆者看來，“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的傳統婚姻觀，及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壓力”氛圍，才令適婚男女在戀愛婚姻問題上，因過分“實際”而“走火入魔”。
當然，從生物學的角度看，男女擇偶的“挑剔”也是為了下一代的“質量”。然而，婚姻說到底，并非“生殖沖動”，歸根結底還是愛情的歸宿。原本單純的愛情，正是加載了諸如金錢、房子、車子等“籌碼”而變得不那么純潔了。試想，正值“戀愛時光”的男男女女，一門心思專注于“籌碼”的多寡，豈能不與愛情屢屢擦肩而過？
“剩女”并非自己把自己耽誤了，這與社會上依舊“潛伏”著的“門當戶對”等舊觀念有關，更與錯把愛情“籌碼”當作了婚姻幸福與否的“標尺”不無關系。看看你我周邊，或許會發現由此衍生出的一種虛榮世態。有時候，婚姻甚至成了“攀比”的參照物，成為體現個人成功的一種標志。
由此看來，“剩女”問題不能僅從女性身上找答案，它折射出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社會失衡狀態。婚姻問題上的泛物質觀，又豈止“孵化”出“剩女一族”？毫不夸張地說，這恰恰是社會泛物質觀的一個縮影。(楊海東 新華日報）
熱論“剩女”現象：是社會之病，還是社會進步？
最近，媒體關于“剩女”討論之熱幾乎燙手，有的稱中國“剩女”大批量出現，北京“剩女”已達50萬(還有稱80萬的)，有的說中國“剩女”現象已經有國際影響(比如韓國《先驅經濟》就有報道)，有的熱衷尋找剩女的成因，有的則忙于給“剩女們”尋找出路，更有媒體探討“剩女”現象究竟是社會之病，還是社會進步的表征？一時間坊間網上聲浪滔滔，幾乎要把那些不思改變現狀的“剩女”和她們的父母淹沒。但沒有人檢視“剩”之概念的預設前提是否成立。“剩女”一詞隱含邏輯就是“女大當嫁”，不婚不嫁，即為非常態；超過了“適婚”年齡，就是被揀“剩”下來的“敗犬”。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習俗，對女人尤其如此。但進入20世紀后，這一傳統習俗開始打破了，堅冰迸裂之后，晚婚者有之，不婚者亦能在裂隙下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當這種變化不再以個體而是以群體性出現時，非常態就可能成為常態。社會公認的“適婚”年齡，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變化。我國相關的統計數字顯示，男女的初婚年齡都呈提高之勢，正如一位網友所言：“十幾歲結婚是爺爺奶奶的年代，二十幾歲結婚是爸爸媽媽的年代，而我們現在的這群年輕人，三十幾歲結婚馬上就要變成趨勢了。”
男女初婚年齡的延遲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在歐美，男女初婚年齡一般分別為30歲、28歲。也許有人認為這是文化差異所致，西方人同居不婚的多，因而拉高了初婚的平均年齡。那么和我們同樣重視婚姻和家庭的日本，男女初婚年齡均已超過30歲，韓國男性初婚年齡也超過30歲，女性初婚年齡則提高到28歲。世界各國初婚年齡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今社會人們接受教育的時間普遍延長，不然不足以適應不斷提升的職業要求。另一方面，競爭壓力加劇，城市生活成本(比如住房成本)高企，更多的年輕人先立業再成家。總之，“適婚”年齡的邊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尺度。未來，這個尺度應該是極富彈性的。20已婚、30不婚，都應視為正常，何時戀愛、何時結婚，應該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心理預期和人生設計自由決定，而不應被限制在一個狹窄的、固定的年齡段。
但在中國存在一個巨大的反差。一方面，男女受教育年限都在增長，而教育對消解社會性別歧視、提高女性的競爭力具有絕對重要的意義。女性讀了本科讀碩士，讀了碩士還可能讀博士，二十八九歲出校門，因此延遲結婚，如在發達國家，是不會被冠以“剩女”一名的，就是上述韓國的報道，對這一趨勢的評價也是正面。另一方面，國人對“適婚年齡”的認知卻依然固守傳統的尺度，因而把具有高學歷的未婚女性都劃到“剩”的一堆，這是文化觀念的變遷滯后于社會結構變遷的產物。
另一個反差表現在對男女適婚年齡認定的不對稱。很多人不理解，在我國，由于出生性別比持續失調，男多女少成為一個嚴酷的現實。據人口學家的權威數據，1980-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3331萬。明明社會現實是“男剩”，卻要拿“剩女”說事。關鍵是社會存在對女性不利不公的婚配規則。一項網上調查顯示：中國網民心目中男性最理想的結婚年齡為30歲以后，而女性的結婚機會從25歲起逐年遞減。超過 90%的女性認為，30歲左右的男士是最理想的結婚對象。現實也是如此，超過35歲而不婚的男性還被稱為“鉆石王老五”(處于弱勢地位的大齡未婚男另當別論)，而超過28歲卻未婚的女性，就被貶值為“艙底”。男性擇偶在年齡上可上可下，甚至可以與女方懸殊幾十歲，可謂“海闊天空”，相比之下，女性的選擇余地卻很狹窄，正如該項報告所稱，年齡對她們更為殘酷。固然，這種兩性不等式和女性最佳生育年齡有一定關系，但還有相當多的不平等的性別文化因素摻雜其中，比如，相當一部分男性以找到比自己年輕的妻子為成功標志，甚至有一些男性越老越以“往小里找”為榮。但當今職業女性有了自己的專業和事業，在經濟上、精神上都獲得了獨立，不再把婚姻當做一張長期飯票、當成女人的必然歸宿，她們不僅有了寧愿“剩著”也不放棄對理想愛情和婚姻的堅持，也有了堅持的資本。如此，所謂的“剩女”現象就出現了。
如果沒有這種僵化的“嫁當其時”的限定，何來剩女？既為“剩女”，則無論她們多么優秀，都被一個“剩”字涂抹成“幾多無奈幾多愁”的可憐人。媒體創造新概念、制作新的社會標簽是一件很能獲得轟動效應的事，但是有沒有想過，使用“剩女”這個標簽，很可能造成對某一群體的精神暴力？網上有評論說，“每一個剩女背后都有一個變態的老媽”。究竟誰讓老媽變態？誰讓她焦慮不安？如今，被“剩”的恐慌，不僅僅影響到未婚女性，而且波及她們的父母。看一看那些代兒女不斷參加相親大會的父母們，就知道媒體這一次“興風作浪”，能量已大到影響了兩代人。一個女研究生對我說，“ 即使我有足夠強大的精神力量抵御外界對‘剩女’的嘲笑和排斥，但我還有‘孝道’的壓力，我實在不忍心看到父母還要為我書讀多了嫁不出去而擔憂。作為女生，書還是要讀的，不讀就不能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婚姻呢？我時常想，為了父母是不是要和生活達成某種妥協？”曾經，“不要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這樣一個命題，制造了全國性的家長的普遍焦慮，引發了一系列與教育相關的社會問題。“剩女”之說是不是又在制造新的社會恐慌？
“剩女 ”，作為個人的一種選擇，不管是出于無奈還是出于自愿——享受單身的自由，都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對他人和社會構成任何威脅。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給予個體更多的選擇的自由度，對不同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寬容。“剩女”的概念不僅是人們觀念仍然滯后的產物，也是社會對多種生活方式和個人選擇不夠寬容、不夠尊重的結果。
我不否認，現在的青年男女存在擇偶和婚配的困難(比如男女交往面狹窄，選擇機會少，男女婚姻期望錯位等)，都是社會應該關心的問題。但如李銀河所說，這是社會轉型時期婚姻生態失范的產物，我們可以研究解決的方法，但不應該讓一部分人在被“剩”的標簽壓得透不過氣來的狀況下尋找另一半，人只有在得到尊重的情況下，在寬松、自由且自然的外部環境中，才能作出最符合個人意愿的選擇。但愿今后不再有“剩女”一說，當然也不要有“剩男”的說法。金一虹(社會學家） 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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