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名人
——有錢就可以“超生”嗎？
計劃生育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已經施行了30多年，對控制我國人口過快增長、提高人口素質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和社會分層的日益細化，超生現象也在發生新的變化，即“富人超生”現象的出現。
“對我們來說，居住在高檔公寓的‘富人們’是我們的工作難點。”已經在基層作了8年計劃生育工作的張婉瑩一臉無奈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因為這些人開車進來以后直奔地下車庫，然后從地下車庫直接回家，根本不知道他們在不在家，也見不了面，更不了解他們的生育情況。“物業不愿給我們提供業主的信息，甚至找個聯系電話都很費勁”。而且他們大部分人的戶口都不在本地，管理與服務都很困難。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原主任張維慶曾表示，社會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問題會對大眾生育觀念帶來不利影響，動搖計劃生育成果、影響社會公平。
事實上，對于富人超生、逃避檢查等現象，國家有關部門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國家人口和計生委在幾年前就曾制定了《高檔封閉住宅小區計劃生育管理指導性意見》，強調了小區內主動服務的重要性。該意見要求各地建立計劃生育部門與城建、物業管理等部門相互協作的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制度，明確街道、社區、物業管理公司計劃生育管理、服務的職責和義務，為封閉住宅區居民提供計劃生育和生殖保健指導和服務。
張婉瑩介紹說：“我們也正在加強著與高檔小區居民的聯系。一方面我們跟物業保持聯系，另外在一些節慶文化活動的時候，通過物業、業委會，把我們其他小區的居民帶過去，跟他們一塊兒參加活動。比如像今年英特爾公寓三八節慶祝活動的時候，我們就把自己的模特兒帶過去了，跟他們去聯歡，進行逐步滲透。同時，我們把一些計生方面的政策、優生優育的知識發到他們的內部網站上去，在小區公告欄公示一下，還放一些宣傳片，在樓道的小電視里循環播放。”
“在我們街道，富人超生的現象基本上每年都有。”朝陽區香河園街道計生辦主任賈輝說：“我們根據朝陽區的有關規定，一般按照6~10倍于北京市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征收社會撫養費，或是根據夫妻雙方單位開出的‘收入證明’征收，如果收入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就按家里的實際收入計算。”
而有專家表示，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是對計劃外生育的一種處罰。按照現在的相關規定，社會撫養費的標準一般按照當地上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倍交納。但這樣的規定并非是說交了錢就可以生育，也絕不是為富人提供超生的機會。
在朝陽區柳芳南里居委會做基層計生工作的李春燕向《中國經濟周刊》強調：“好多居民反映，富人都認為自己可以隨意生二胎，而且國家對他們的懲罰力度也不是很大，只要交了罰款，他們就可以隨意生，那我們普通老百姓為什么就不可以隨意生呢？這方面老百姓反映比較大，怨氣也有。”
國家人口計生委政策法規司司長于學軍曾表示，國家人口計生委通過對4個城市的調查結果顯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幾年呈逐漸增多的態勢。國家人口計生委高度重視名人富人超生現象，基本的態度主要有三點：一是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任何人違反法律法規都要承擔相應責任。二是采取綜合治理措施，在重視法治的同時，還要堅持德治，做好宣傳教育和引導工作。三是對堅持要超生的名人富人不僅要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還要采取道德譴責、輿論監督等手段。
早在2002年9月，廣東省在全國率先推行了對高收入階層超生加重處罰的措施。一般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子女的，對夫妻雙方分別征收當地收入平均水平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本人上年實際收入高于當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對其超過部分還應當按照一倍以上兩倍以下加收社會撫養費。
隨后在2007年2月，浙江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表示，對于名人富人超生的情況，除征收當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會撫養費以外，還將根據其實際收入進行罰款。情節惡劣的，將予以公開曝光。
“涉外婚姻”
——生育政策存在“誤區”？
“在北京，涉外婚姻的計劃生育工作還有一些誤區。”賈輝指出，不少有涉外婚姻的中國公民認為“生二孩、三孩都可以”，有到計生部門進行咨詢的，也有“拒絕咨詢”的。反正就是覺得“我可以生，為什么不讓生啊”。
據她介紹，實際上，涉外婚姻需要生育的，只要夫妻一方是北京市戶口，就得遵守《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按照有關規定進行“計劃生育”。
1998年12月11日發布的《國家人口計生委關于中國內地居民涉外生育問題規定》第一條規定：中國內地居民與外國人結婚后在內地生育的，執行中國內地居民一方戶口所在地有關生育政策的規定。中國內地居民與外國人結婚生育，在執行中國有關生育政策的規定時，外國人一方結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內地居民與外國人結婚后生育的子女，不在內地定居的，不計算該子女數。
“現在許多計劃生育政策‘搞不清’，跟媒體宣傳也有關系。”賈輝認為，“我們有一些媒體在宣傳報道上不夠全面，甚至有的斷章取義。比如有關政策出臺后，媒體只摘取老百姓特別關注的、特別吸引眼球的‘一段’，而把相關的限制條件那‘一段’取消了，結果就形成了誤導，給基層的計劃生育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其實，那些限制條件也是很重要的。”賈輝說。《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汪孝宗/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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