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改革對執政黨是一場不亞于1949年進城和1978年揭開改革開放大幕的大考”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科發自北京 “最終正像當年糧票的消亡一樣，城鄉兩種戶籍制度最后不是被取消的，是在一些條件具備以后消亡的。”10月17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表示，長三角地區在戶籍制度改革上具備優勢，“可以在全國率先推進戶籍制度的改革”。而目前著手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都是人口壓力相對較小的城鎮。
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更是明確提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戶籍改革在2020年前將有實質突破。
戶籍改革是一場大考
從10月12日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以來的這一周，眾多境外媒體都關注到了中國戶籍改革，并給予最新關注和解讀。
10月13日的《日本經濟新聞》認為，“中國目前戶籍上的區別導致了城市居民在教育、社會保障、政治等方方面面的權利享有上優于農民。這也成為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和暴力頻發等社會問題的溫床。所以說此次全會上提出破解‘二元結構’一目標也是理所當然的。”
該報指出，“現在面臨的就是如何實行的問題。要想使得農民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就必須在戶籍制度、選舉制度乃至教育和醫療等領域進行廣泛的制度改革。”
韓國《朝鮮日報》報道也指出，“中共企圖修改戶籍制度的理由，主要是希望將2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至城市，藉由修改法令允許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可以流轉，在制度上一并修改戶口制度，將城鄉二元戶口轉為‘統一戶籍制度’，化解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間的經濟地位不平等。”
美國《僑報》在10月14日刊發題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 中國仍需長跑》的社論，該報認為，“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除了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同樣屬性外，更因上世紀五十年代后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分治的社會人口與戶籍管理模式而摻雜了不少人為因素，形成了中國特色——其復雜程度和解題的難度也會超出其他發展中國家。”
該報同時指出，“破除二元結構絕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次百米沖刺，這是對中共的執政能力和智慧，無疑是一場不亞于1949年進城和1978年揭開改革開放大幕的大考。”
戶籍改革涉14部門
中國在1992年就成立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組，1993年提出包括“取消農業、非農業二元戶口性質，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的戶籍改革目標，但16年過去了，改革的目標仍未完全達到。
“戶籍改革的困難，在于需要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財政分配、教育保障的配合，涉及最少14個部門。”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告訴《國際先驅導報》。1958年啟動城鄉戶籍制度時，本來是由民政部負責的，但是近年的戶籍改革，主要是由公安部來推動。其他涉及戶籍改革的部門，包括國家發改委、民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教育部、衛生部等。王貴秀說，推進戶籍制度的配套改革，“主要與政府機構，各部委的協調配合有關。”
自2003年起，全國最少已有13省市開始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統一稱為居民戶口。但在戶口簿上仍然保留居住地一欄，仍然可以辨別戶口是屬于城鎮還是農村。在另一方面，因為涉及利益，城鄉身份區別在短期內仍難完全消除。
實際操作要平穩有序
顯然，戶籍改革已經不是簡單的戶口本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附在戶口本上的種種福利和待遇。“戶籍制度的不合理在這里，戶籍改革的障礙也在這里。”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炳龍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陸學藝也認為，戶籍改革的主要困難在于城鄉戶籍完全統一以后，農民如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利益。“下一道城鄉戶籍統一的政令是容易的，但要把戶籍制度背后的利益關系理順卻不容易。將城鄉戶籍完全統一起來，中國居民不再有市民和農民的區分，全部都要變成公民。這樣，農民在就業、子女教育和基本社會保障諸方面將不再遭受歧視。但事實上克服這些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歧視會有不同程度的困難。”
“此外，城鄉戶籍完全統一以后，國家如何操作支援農業和農民的政策？公民（包括原來的農民）如何由鄉村或小城市遷往大的城市，這些問題也是戶籍改革需要解決的困難。”陸學藝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10月17日英國BBC新聞的報道也指出，戶籍改革的主要障礙，來自觀念與既得利益集團。“隨著超過兩億農民工進城打工，農村戶口給他們造成的醫療、社保、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已經成為中國當局必須妥善解決的重大問題。”
陸學藝認為，戶籍制度一下子放開是不太可能的。“在戶籍改革上，政府的政治承諾很重要，然而在實際操作上要平穩有序，照顧社會的承受能力。”（國際先驅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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