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驟富”顛覆了傳統的致富模式，如果政府不對轉型農民進行積極有效的引導，那么他們因“沖動消費”，將有返貧之虞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5月28日見到張建華時，他剛搬進裝修一新的拆遷安置房，并買了一輛帕薩特轎車，還打算帶妻子乘飛機到云南旅游。
“對于我來說，似乎一夜之間，就不用為錢發愁了。”他有些興奮地說，“當拿到幾百萬拆遷補償款時，我第一次感覺到，錢僅僅是個數字，但卻可讓一個人活得更體面。”
張建華是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一位農民，因為拆遷，他與全村大部分農民的命運發生巨變，從農民轉身為市民，且一躍為富人。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像張建華這樣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農村的農民，因拆遷而一夜驟富，他們或領取了政府的巨額征地補償款，或因擁有多套房產，從而躋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來得太快和太容易，許多轉型農民的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念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少數人還過起了游手好閑、斗富比奢的日子。
“目前有些‘拆遷富翁’的身份，雖然已是市民，但并沒有完成向市民的轉型。”北京石油化工學院社會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鋒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如何引導農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遷款，如何使他們能真正融入城市、適應城市的生活，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
京郊農民的“拆遷盛宴”
近年北京城市化進程非常快，大量城鄉結合部及郊區縣村莊的消失速度，被轟鳴的推土機不斷刷新。
以大興區為例，2009年，大興區共拆遷33個村，涉及轉非勞動力7000余人。2010年預計拆遷64個村，涉及轉非勞動力2.3萬人。
另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朝陽區將有45個村拆遷，涉及4.67萬農民，海淀區將有20個村拆遷，懷柔將有3個城中村拆遷，昌平至少30個村拆遷，等等。
“拆遷富翁”聚居地隨之興起。如朝陽區的大望京，通州區的梨園鎮、張家灣鎮，大興區的黃村鎮、西紅門鎮、舊宮鎮、瀛海鎮、亦莊，平谷區的王辛莊鎮，門頭溝區的永定鎮，等等。
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副鎮長白艷英向本刊記者介紹，根據占地時間、所處區域、參照政策、拆遷主體，以及宅基地面積、家庭人口、房屋數量等等因素的差異，每個拆遷戶得到的補償款并不相同。
“有些農民拆遷可得到幾套回遷房，有的還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對于他們來說，這筆收入也非常可觀。”白艷英說，“一般來說，這些家庭至少會有十幾或幾十萬存款。”
以一戶普通農戶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執行新的補償標準，該戶家庭除了可得到兩三套回遷樓房外，另有四五十萬元的拆遷補償款。要是執行六七年前的拆遷政策，則只有二三十萬元。
“在高房價時代，出現‘拆遷富翁’不足為奇。”北京市朝陽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說，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遷引發群體性事件，甚至出現上訪、自戕等極端事件及其帶來的高昂社會成本，所以出手比較“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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