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沈陽第一機床廠，蘇聯專家崗察洛夫在車間和工人交流。資料圖
1960年7月
蘇聯撤走在華專家：中蘇憤然走向分裂
赫魯曉夫的意氣用事，給中蘇關系造成了重大損失，中蘇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鄧媛發自北京 “蘇聯政府決定，全面召回蘇聯在華專家。”1960年7月，當一紙照會遞到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面前時，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蘇達利柯夫盡量使語氣顯得平靜些。他觀察著周圍中國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漢夫的臉色也越發凝重起來。
此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正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收到中南海送來的照會譯文前，周恩來剛剛回顧了中蘇關系發展的幾個階段。他結束發言時形象地說，赫魯曉夫曾抱怨中國向他的花園里丟荊棘，其實“我們是在給他拋金子”，指出他的錯誤，希望他改正，“我們現在還是堅持這個原則”。
布加勒斯特之爭
“我記得，他叫羅日杰士特文斯基。”電話那頭，現年83歲高齡的哈爾濱工業大學離休教授李家寶，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過的蘇聯專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寶時任哈工大機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長10多歲的羅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幫助哈工大建設成學習蘇聯的“樣板學校”。
撤走全部蘇聯專家的照會列舉了三條主要原因：包括“企圖向專家灌輸同蘇共立場相背離的觀點”、“粗暴地否定蘇聯專家的意見”，以及“對蘇聯專家實行監視”。
“但實際情況是，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寶的印象里，蘇聯專家和藹謙虛，總是自稱“機械系的雇員”。而李家寶面對蘇聯專家也習慣性地起立致意，“因為出于尊敬”。“照會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戰史研究專家沈志華發現，有據可考的事實恰好相反，中蘇關系惡化后，赫魯曉夫曾找了解中國情況的人寫反華文章，但遭到了當時在華蘇聯專家總顧問阿爾希波夫等人的斷然拒絕。
“真正讓赫魯曉夫惱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開的布加勒斯特會議。”沈志華說。
赫魯曉夫原本想耍個“小聰明”，他在會上和會下試圖把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孤立起來，通過圍攻中共的政策來樹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據時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吳冷西后來的回憶，鄧小平及時起草了電報，要求彭真等人“后發制人”。
于是，在赫魯曉夫激烈抨擊中國共產黨“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讓地站起身來，反駁他的言論。兩人一來一往，吵得不可開交。隨后，阿爾巴尼亞也站在中共一邊，當眾頂撞起蘇聯老大哥，令赫魯曉夫無比尷尬，他決定以撤退專家的辦法來“懲罰中國人”。
赫魯曉夫背信棄義
事實上，1959年在天安門城樓上，赫魯曉夫就試探過中共，稱要把專家撤回蘇聯。當時的中蘇首席俄語翻譯李越然，生前一直對那段往事難以忘懷。那天是國慶閱兵禮，他正坐在毛主席身邊，赫魯曉夫突然一句“關于生產原子彈的事，我們決定把專家們撤回去”，卻被毛澤東從容的回答硬生生頂了回去。毛澤東說：“需要是需要，也沒什么大關系。技術上能幫助我們一下更好。不能幫就由你們考慮決定。”
在次年蘇聯決定全面撤回專家后，毛澤東同樣鎮定地告誡大家：“1917年到1945年，蘇聯是自力更生，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主義的道路，我們也要走這個道路。”他還要求大家，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然而，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棄義”那么簡單。
通過復雜政治斗爭上臺的赫魯曉夫看到，新中國因在朝鮮戰爭中的卓越貢獻，已經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一支舉足輕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須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從而為蘇聯的核心地位服務。
“但‘否定斯大林’‘長波電臺’‘聯合艦隊’等一系列事件讓赫魯曉夫意識到，中共是不會跟著蘇聯的指揮棒轉的，兩黨之間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國家關系層面。”沈志華分析說。
“爭口氣，5年還清欠賬”
與蘇聯專家在華工作一同終止的，還有中蘇簽訂的各項合同。斯大林時期，蘇聯援助中國的項目數量為156個，赫魯曉夫時期又增加至304項。到1960年，這些項目已完成157項，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據吳冷西回憶，蘇聯給中國的這些援助并非無償。“所謂‘援助’，實際上是他們供給我們設備，我們向他們出口東西來償還。折合盧布的費用，這304項一共152億盧布。到1960年，我們已經還了72億盧布。蘇聯撕毀這些合同，就意昧著他們要賴賬了，還沒有完成的項目要全部作廢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算了筆賬：余下的賬如果每年還5億盧布，要16年還清；如果每年還8億盧布，那么要10年才能還清。經過討論，中央號召各部門、各省勒緊腰帶，要爭這口氣，爭取5年還清欠蘇聯的債。
無疑，這對正處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發展階段的中國而言，是一個不小的負擔。而當時從事經濟建設的1000多名蘇聯專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國防工業領域工作。
蘇聯專家舍不得離開
羅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話，讓李家寶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樣板學校，沒有一些人的無私犧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參與其中，這是我的最大榮幸。”這位斯大林獎金獲得者的蘇聯同事在華因病殉職，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國的時間一再延長，最后索性舍棄了回國申請博士學位的機會。
根據沈志華的估算，從1953年至1960年，蘇聯援華工作的專家總數最多時超過了1.1萬人，他們的平均工資水平遠高于中國部長的平均工資。而在華數年的生活經歷，使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和中國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大連造船廠的退休人員回憶分別場景時說，蘇聯專家臨走時不顧命令，把正在生產制造的導彈潛艇、反潛護衛艇等相關圖紙一股腦兒留給中國技術人員，囑咐他們能“多抄點就多抄點”、“能記多少就記多少”。有專家到了火車站，偷偷地把一個小紙團塞給送行的工作人員，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術材料。還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專家臨行前忍不住大聲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過幾年再來中國，哪怕一個月也好。”
后來，周恩來特意選在人民大會堂為即將回國的蘇聯專家舉行告別宴會，他動情地說：“我們分開了，但相信兩國、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恒的。”有攝影記者發現，不少專家舉杯之時，都忍不住擦拭眼角。
那時候·中蘇決裂
駁蘇聯《真理報》的反華文章
(《人民日報》1965年11月20日播發)
《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發表《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的文章以后，蘇聯《真理報》在11月16日以報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華文章。
人們看到，蘇共新領導根本不敢全文發表我們的文章，不敢讓蘇聯人民知道我們揭露蘇共新領導繼續奉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顛倒敵我關系，在越南問題上同美帝國主義聯合行動，推行分裂主義，在國內復辟資本主義，欺騙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實。他們只是亂罵一氣，攻擊我們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終充滿著不能容許的、毫無根據的、誹謗性和挑釁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報》的說法，我們的文章簡直是壞得不能再壞了。既然如此，親愛的同志們，你們為什么不敢把我們的文章全文刊登出來，讓偉大的蘇聯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來，蘇共新領導還是跟赫魯曉夫一樣，一怕美帝國主義，二怕馬克思列寧主義，三怕蘇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這是他們不敢發表我們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時候·世界聲音
中國自力更生，情況越來越好
(日本《朝日新聞》1964年3月29日-4月2日連載摘要)
同東西方談判處于停頓狀態這件事相比，更使蘇聯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產黨國家本身的內部爭吵很難得到解決。蘇聯尚未公布共產黨中國2月初發表的題為《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的文章。
但是，許多人民通過北京電臺每天用俄語對蘇聯進行的廣播宣傳，了解到中蘇關系仍然不好。
蘇聯由于去年歉收，人們對“農業化學化”的成果，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中蘇爭論以至對待共產黨中國的問題，肯定是蘇聯目前最大的“苦惱”。共產黨中國沒有表現出畏懼，共產黨中國方面對蘇聯采取的高姿勢，絲毫沒有退縮的跡象。
中蘇對立的連鎖反應，已經越來越使得“磐石般”的團結發生了裂痕。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曾經揭露說，蘇聯方面已經施加壓力，要他背叛。
在東西方關系這種僵局中，共產黨中國依靠“自力更生”，情況越來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國的承認以后，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國家取得了成就，增強了信心。這表明蘇聯要孤立共產黨中國的意圖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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