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日于東京開幕的“南京事件七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日本學者吉田裕和能川元一對南京大屠殺的產生背景、戰后日軍對其保持沉默的社會構造進行了分析，稱日軍特質導致了暴行的產生，戰后日本的特殊政治文化環境又令老兵獨自承受精神煎熬。
兩位學者首先指出，南京大屠殺中表現出的日軍放火、強奸、嗜殺等侵略行徑的常態化不能用連續激烈的戰斗導致人的情感麻痹、習慣性殺人和由于戰友犧牲而產生的復仇情緒等一般戰爭心理進行解釋，其更重要的原因是日軍“非人性化教育”、森嚴等級秩序下上級對下級人格的否定、戰斗至上主義指導下的對士兵補給和衛生、休養等要求的輕視。
他們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明，日軍對士兵采取了“非人性教育”，認為只有在“私下制裁”名義下通過暴力手段(含精神侮辱)才能打造出堅強的部隊。在軍內森嚴的等級秩序中，上級對下級的人格進行否定、人性進行壓抑，而士兵積攢在心中的抑郁在戰爭中轉化為對弱者的欺凌，也就是對中國沒有戰斗力的普通民眾的殺戮。
在戰爭之初，指揮者向士兵保證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但戰爭爆發后日軍卻遭到了中國軍民的激烈抵抗，士兵在絕望中產生報復心理，加上先頭部隊很快就失去了補給保障，戰爭犯罪由此產生。此外，軍官對下級犯罪行徑的默許和充斥于報紙上的煽動性報道也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吉田裕等同時指出，戰中罪行在戰后不僅對受害者，對作為加害者的老兵也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傷害。一項調查顯示，三百七十四名接受訪問的老兵各種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為百分之百，其中超過百分之三十的人有抑郁癥，超過百分之十的人曾有自殺念頭。但日本戰后的非戰政治文化令整個社會對戰爭、軍隊都有很深的忌諱，使得老兵成為一個游離于社會主體之外的團體。這一狀況則進一步加重其精神負擔。
兩位學者認為，通過對南京大屠殺中殘暴行徑的科學分析有助于人們對戰爭犯罪的理解，增進日本社會對日軍罪行的認知。
據悉，吉田裕為一橋大學日本近現代史教授，曾著有《天皇軍隊與南京事件——另一部日中戰爭史》、《日本軍隊——士兵們的近代史》、《日本人的戰爭觀——戰后的變遷》等專著。能川元一為神戶學院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哲學、倫理學講師。朱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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