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的二十年投資理財思路
全國各地樓市、山西小煤窯、股市……下一步，溫州人會炒什么呢？
炒房、炒煤、炒棉、炒黃金、炒商鋪、炒油田……
溫州人，這個中國最具商業智慧的群體，以其敏銳的市場嗅覺，總能找到埋著黃金的寶地。他們的出手闊綽和抱團效應，使得他們每涉足一個地區、一個行業，所動用的能量總能攪得人心惶惶——這些可怕的溫州人！
他們是最懂得理財和投資的一個群體。這些大大小小的溫州老板們早年靠修鞋子、賣紐扣、做打火機，辛辛苦苦積累下本錢，現在則費盡心思琢磨怎樣“錢生錢”。沒受過多少教育，沒請過投資顧問，他們以一種與生俱來的草根智慧和地域習性，敏銳地捕捉到任何一個讓財富增值的機會。
令人恐慌的炒房團
全國人民知道溫州人善“炒”的印象，最初從掃蕩全國的“溫州炒房團”而來；而民間對溫州游資的恐慌，也是來自“炒房團”。
“炒房”的風潮最早是從溫州人自家門口開始的。從1998年到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進入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市區房價快速從2000元/平方米左右，飆升到超過7000元/平方米。一度，溫州竟幾乎無房可炒。
到了1999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開始進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產市場，并逐漸形成規模效應。2001年，第一支購房團前往上海，與此同時，另一支購房團前往杭州。以此為始，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當地房價一路飆升。
溫州人的“炒房”有三大風格：一是首選投資的是商鋪、公寓、別墅。據調查，在滬購買商鋪意向的溫州人群中，半數以上喜歡購買30—50萬元的小商鋪，另有一小部分合股購買百萬甚至千萬元以上的整層商鋪、寫字樓。二是財大氣粗，屢屢采用一次性現金付款的“款爺”作派，讓世人稱奇。
跟他們做生意的風格一樣，溫州人購房也喜歡集團作戰，只要一人看中某一房產，必會召集親戚朋友前往搶購，往往一人幾套、幾十套地購買。所以，房產商、房產中介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如果能“搞定”一個溫州人，就能在短時間里把樓盤大量地拋售出去。
身家不菲的大老板們，能量自不必說。多數普通溫州人，又是如何撬動如此龐大的一筆炒房資金的呢？
在溫州人的炒房資金來源中，民間借貸是主要籌資方式。房產投資者的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自有閑置資金、企業資金、民間借貸和股權集資。使用最后一種籌資方式的往往是一些大動作，非一套或幾套房子的“小搞搞”，很有可能是買下整整一幢樓。借貸方以月利息3分(折算年息36%)通過溫州民間的地下錢莊借入，在投資機會熱的時候，利息有時甚至高達七八分。而且，這些人有時候相互擔保，親戚鄰里也因為借貸關系，而徹底綁在一起。
2006年，據《中國證券報》報道，來自溫州銀監局的抽樣調查顯示，當時溫州民間流動資本約有1900億元，其中至少有400余億元常年跨區域流動。實際上，很早之前就有業內人士預測說，溫州市擁有5000億元的民間資金，外流到全國各地的資金則在3000億元左右。
這些可怕可敬乃至可恨的溫州資本每到一處，當地的房價就不斷暴漲；每到一處，溫州人都被當地人視為洪水猛獸。媒體、當地百姓口誅筆伐。
2004年，浮現出溫州“超級炒家”的升級版——溫州多家民營企業組成中瑞、中馳兩大財團，聲稱目標定位于“廣泛集聚和調動中國規模龐大的民間資本”，其中房地產尤其是投資之重點。有學者斥之不過為“高級炒房團”，呼吁政府出手干涉。
在強大的輿論攻勢下，兩大財團高薪聘請的CEO幾個月后悄然辭職，中瑞、中馳也不知所終。
“對抗不了”的宏觀政策
滿地生長的草根，生命力再頑強，總難和外部的大風浪相抗衡。種種跡象表明，溫州民資已越來越清晰地受到宏觀調控力量的打壓。
早在90年代初，溫州商人就進入了山西能源市場。當時，國內煤價低迷、煤礦效益不好，煤礦和礦山幾乎無法從山西本地的銀行得到貸款支持。而煤炭是個高投入產業，山西的煤老板們自有資金有限，來自溫州的投資者就充分發揮溫州民資豐厚的優勢，采用民間借貸的方法進一步籌集資金，一批掘進隊經理或職工順理成章將沉淀的資本就地“轉業”。當時，流傳著這么一種說法，“在山西任何一個產煤市縣，都活躍著溫州炒煤團的身影?！?br/>
幾乎如出一轍，溫州資本的觸角悄悄地伸到每一個有豐厚回報的行業，地產、煤炭、棉花、油田、水電站……當野草的根企圖進入那些國有企業壟斷、政府管制的行業，巨大的風險也隨之而來。
2005年年底，風云突變，國家開始對煤炭行業進行整治，對不達標的小煤窯實行“關、停、并”政策。寒流之中，溫州“炒煤團”的發端地——平陽縣水頭鎮，部分炒煤資金開始回撤。央行平陽支行在一份文件中稱，對外投資煤礦的資金流出量逐漸減少，存款增幅出現回升現象。一些撤出晚的溫州商人，損失慘重。在一家六個溫州人合伙投資的小煤礦里，平均下來，每個人前后至少賠了200萬。
更讓溫州人感到刻骨寒意的，是打壓房地產的“國八條”的出臺。溫州“炒房團”的大批房產投資者資金吃緊。在上海、杭州等沿海發達城市里，很多溫州人都選擇將房子出租給一些中小公司做辦公用房以獲取利潤。隨著房價的迅速下跌，租價一再走低，甚至連月供也沒法還上，最后大部分人只能全線撤出。
在宏觀調控的大形勢下，溫州人在房地產、煤礦、石油等領域的投資相繼遇阻后，在投資決策上開始尋求專業的咨詢和服務了。調查顯示，有70.7%的投資者希望獲得更加詳細豐富的信息和數據幫助；有41.3%的投資者希望獲得更為方便的金融機構網點的幫助；有28%的投資者希望獲得個性化的理財專家指導等。
溫州人也有他們的委屈——需要我們錢的時候，把我們當座上賓，等開始出效益了，就想著把我們趕走了；再說，如果不是房市供求關系和經濟增長的緣故，光憑我們溫州人，能把房價抬得這么高嗎？
究其根本，盡管溫州人一直不停地尋找回報豐厚的投資機會，卻始終沒有按照一條有序的軌道進行正向積累；盡管腰纏萬貫，依然不過是一個弱勢的群體。因為敢于冒險，他們在早期的開拓中往往獲得豐厚的回報，一旦投資環境改變，他們卻只能是最終利益的觀望者。而且更不幸的是，他們往往不能選擇平靜地離開，而是在嘹亮的道德號角的討伐聲中，匆匆離場。
逐利是資本的天性和權利。平心而論，沒有人有資格對溫州人多加譴責。
在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進程中，作為經濟民營化力量的標桿抑或旗幟，溫州人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蛟S是近三十年夾縫中生存的歷練，大風大雨過后，草根的溫州人仍然筋骨不傷——賺不到錢了，大不了就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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