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地方鎮九間棚村黨委書記劉嘉坤。鄭亮攝影
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 “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開啟之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扶貧開發工作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推進精準扶貧，打場漂亮的脫貧致富翻身仗，讓貧困人口徹底“脫貧衣”“摘貧帽”“除窮根”呢？來自基層的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地方鎮九間棚村黨委書記劉嘉坤接受了記者的專訪，暢談沂蒙革命老區九間棚村的脫貧攻堅之旅，為“精準脫貧”提供了一個成長樣本。
記者：您好，80年代九間棚村是臨沂出了名的窮山村。當時到底窮成啥樣？
劉嘉坤：80年代整個國家都很窮，農村肯定更窮，像我們這種處在山洼里面的小村子就更不例外。那時，整個村子四周都是禿山荒嶺，山高壑深、坡陡彎急，自然環境極其惡劣，只有一條羊腸小道能與外界相連，要想出遠門，上下山怎么樣也得走上一天左右。全村44戶，累計177口人，幾乎家家都是貧困戶，人人都是貧困人口，人均收入不過百元，過得差不多還是遠古時代的山野生活。
我們住在山上，靠的基本都是種植果蔬過日子。想買點肉吃，就得拿種植的黃梨擔到山腳下的集市去換。這山路到處都是石縫，下雨也蓄不住水，種的黃梨根本就干澀難入口。果農們擔著黃梨，杵著竹竿下山，一不小心黃梨就灑落，滾落石縫中，摔得稀巴爛。別人賣一毛錢一斤或是8分錢一斤，我們就只能賤賣，連3分錢一斤都沒人收。
就這樣一直窮著，到1984年，我當上了村支部書記，村里好幾個大齡單身漢常常和我抱怨說，窮得討不上媳婦，還總是遭人暗地嘲諷。一有遠村來給姑娘找對象的，我們都是舉全村之力把能顯擺家底的東西都掏出來，拉到一家去，充門面。
記者：那是什么原因讓您下定決心改變這種貧困的狀況，讓群眾的日子好起來、富起來的呢？
劉嘉坤：讓我萌發改變現狀的念頭可能還得追溯到我17歲那年，那時，父親白天忙著開山、挑石、劈路，晚上急著休息，吃飯太快，半夜突發腹部疼痛。我母親摸黑叫上鄰里幾個壯漢，趕忙把父親抬下山，去鄉鎮醫院接受治療。夜間，山路本來就不好走，加上連夜大雨，山路打滑的厲害，緊趕慢趕，到醫院已經是第二天午后。經診治，父親患上急性闌尾炎，但因路上耽誤錯過搶救時間，最終離世，那種痛到今天我都忘不了，窮得竟然連患闌尾炎都能死人。和村里同齡人談心的時候就說，等以后成了家，有了男孩就送出去，女孩就嫁出去，不在這個窮山洼里面待，也真的是待不下去。
真正開始下定決心想起改變還是在我1984年當上了村支部書記后。縣里開會，我們村最窮，只能坐在最后，提問也根本沒人搭理；食堂開飯，我們只能最后吃剩的飯、冷的菜。周圍村子都認為九間棚村人“窮命”，就應該受這份“窮罪”、“窮氣”。那個年代，窮就算了，但“窮氣”真讓人受不了。我就想，村里真的需要有個帶領大家脫貧致富的“明白人”，我這個村書記當仁不讓。
記者：作為“領頭人”，“明白人”，您是如何實施“脫貧攻堅一把手責任制”的？又是從什么方面帶領當地村民實干，做到精準脫貧的呢？
劉嘉坤：做為村書記，我從最基本的做起：沒路下山，我們修路；沒水栽樹，我們挖水。當時我帶領村里幾十個能人壯漢開山、劈路、挑水、建池。從1984年12月到1985年4月，歷時5個月，我們就修了一條寬6米、長3500米、大小24道彎的盤山公路。1986年，我們又用一個月的時間建了一座揚程102米的揚水站，然后隔空懸崖修建連池，這樣就保證家家戶戶都能澆果園，灌果園，洗衣做飯。
有了這些基礎設施后，我們就開始干農活了。那些年，和村民治理山灘2100畝，整治耕地450畝，栽植水土保持林8萬畝，人均果樹120余棵，農民人均增收近千元。就這樣和村民同甘共苦了近數年，村里的貧困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村民的收入與全國農村平均生活水平相比還是相差甚遠，畢竟農業、種植業的發展因我們知識水平有限而遲遲得不到很大的提高。
80年代末，我實地考察了當時全國著名的新老典型村莒南的厲家寨村、龍口的下丁家村、河北的沙石峪村等，深刻認識到：我們九間棚村，靠山山不多，靠地地瘠薄，要想讓九間棚人真正富裕起來，只靠艱苦奮斗和“挖山不止”的勁頭是不夠的，要借鑒外地農業與工業相結合的經驗。
1990年，我就帶領村民們來到下山來到縣城，先后開創“花崗石廠”、“工程機械配件廠”、“塑料廠”等企業，但效益均不佳。我很是自責：我這個村支部書記是怎么當的呢！怕“邊脫貧，邊返貧。”經過摸索，我明白要結合當地實情，不能盲目，立足當地資源，實現就地脫貧，推行精準脫貧，因地制宜地發展九間棚。當時全國有很多地方種植金銀花，但是種植都供把玩欣賞的。我卻看準了 “中國金銀花之鄉”的平邑縣，搞起金銀花的科技改造。因為我自小不喜歡高投入，低收入傳統種地模式，一旦遭遇自然災害，一年都勞而無獲。相較之下，果樹、植物等農業科技技術研究更對我的胃口。
2003年，我們和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徐常青博士合作，開發研究新型金銀花，取名“九豐一號”，它的畝產量是普通品種的1.5-2倍，采摘工效提高1-2倍。去年年底，我們研制的新一代金銀花品種“北花一號”問世，延緩了花蕾期，能持續10-15天不開花（傳統的2-3天），豐產期畝產可達100-120公斤以上，人均每天多可采摘40斤（傳統品種10-15斤）。現在，整個村的村民幾乎都從事金銀花種植，農活換了新貌，人們有了干勁，收入自然提高不少。
當然，研究出新品種后，就得在精準施策上出實招“教他們種”，研究出好幾種增產增收且有別于傳統金銀花的種植模式：立桿輔助式、立架吊蔓型、主干樹型。在精準推進上下實功“幫他們銷”，讓金銀花走出九間棚村，走向市場。2015年，我們和哈爾濱制藥集團簽訂合作協議，初步形成了金銀花“良種選育——推廣種植——干花購銷——藥品食品研發生產”的金銀花全產業鏈，目的也是為了‘兜’住農戶們的經營風險，防止因自然等不可抗力返貧。
為徹底“脫貧衣，摘窮帽，”我深入農戶，做思想工作，用近些年的金銀花效益說話，支持引導當地人種植金銀花，擴大種植規模，占領市場。目前，當地有90%的人都從事金銀花的種植工作。2016年，我們在縣城開辦了金銀花加工廠房，預計年中的時候投產，響應中央“精準扶貧”號召，帶動當地人口就業，再次走上致富路。
記者：您剛才和我們分享了“金銀花”精準脫貧的產業之路，在這條脫貧路上您遇到最大的困難和最開心的事情是什么？
劉嘉坤：最大的困難就是沒知識，文化程度不高。90年代初，辦廠沒有什么實質性的管理經驗，加上當地人才匱乏，辦的幾個廠效益都不好，覺得慚愧得很，畢竟我把村民帶出來的，到頭來，他們竟然因為我都失業，找不到活干。
還有就是這窮的人，一旦窮慣了，他就懶，不愿意改變。我資助他，他逢人就說：沒錢，沒關系，找劉嘉坤，他有錢。當然，這是不愿干的。對那些愿意苦干實干的，我幫他們致富后，他們還看不起我，但我打心眼里替他們高興，佩服他們，這說明他們比我有本事，有改造、有發展的決心。這大概就是我在扶貧路上遇到最開心、最欣慰的事情了，讓我更加想好好干，幫扶人民、服務人民。
記者：據了解，1997年，九間棚村已經基本脫貧。那么，您的金銀花精準施策、因地制宜實招能否為未來5年全國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提供一個范例、做出點貢獻？
劉嘉坤：金銀花全國很多地方都有種植，但是產量普遍不高，不能形成規模帶領當地農民發家致富。我們推廣的金銀花，是有科技含量的金銀花，是最優良的品種。去年，我們參與“援疆行動”，結合當地的自然氣候環境和土壤條件，我們把金銀花種植到新疆，不僅解決當地棉田縮水帶來的收入不穩定等難題，而且也促進少數民族貧困人口的就業。預計，金銀花的種植能解決近50萬新疆人口的就業，平均年收入逐年遞增，由種植初期的幾千元到上萬。
現如今，我國還有5575萬現行標準線以下的農村貧困人口。按照中央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僅剩五年時間要實現全部脫貧，每年要減貧1000多萬人，如果僅靠中央財政資金的話，壓力相當大。到目前為止，金銀花已經在全國近10個省份有種植，能解決100萬人口的就業問題，平均每人年收入能增加1萬多。金銀花的種植可以說幫助了全國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就業創業、脫貧致富，比如，在云南，我們在在嘗試開發金銀花涼茶，研制金銀花護膚品等。
從長遠來看，我們發展金銀花為的就是造福全社會：研究的品種好，讓種植金銀花的農民和企業種上最優良的品種；讓用金銀花作原料的，能用上最優質的原料；讓所有享受金銀花產品的人，能用上最安全放心的產品。
記者：習近平提出“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那么，您如何做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保證貧困戶有人幫、有人扶？”
劉嘉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精準扶貧”思想重點落實是在去年推行的實施“五個一批”工程，其中，發展生產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這些也是我當年按照當地貧困狀況和貧困人口已經實踐過的。
90年代末，針對那些不會種植金銀花，或是沒有能力種植金銀花的，但是又想讓他們徹底斷了窮根，我曾帶領村民打造綠色生態文明的新農村，把九間棚舊址現在開發成紅色旅游景點、攝影基地，保護起來，讓那些不愿種植金銀花的村民可以在附近辦農家樂脫貧增收，日子照樣過得有滋有味，這樣既能保留當地人對九間棚村“魂牽夢繞”的鄉土情結，也能安置一方群眾，實現一方脫貧。
對村里那些年邁的無業或失業家庭困難戶，早些年村里面幫他們購買社保，現如今都返錢，有了養老金，搞起了“社保政策兜底一批”幫助他們脫貧。
我們開發測土配肥站，通過檢測土壤成分，配置相關肥料，提高種植物、果樹收成。目前，我們縣已經有近20個這樣的配肥站。近些年，“互聯網＋”的潮流也席卷了農村邊遠地區，去年，我們成立當地第一個農村電子商務中轉站，包銷農民產品，“兜”住社會風險，吸納電商青年就業。這樣也為發展生產多點小貢獻，推進精準脫貧。
記者：您是九屆、十屆、十一屆、十二屆連續四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您的精準施策給當地甚至全國多地帶去了福音，那么您認為怎樣才算是當好一名人大代表，上傳民意，下解民憂呢？
劉嘉坤：人不論干什么差事，首先給自己定好位，能干什么、能干成什么，把握好自己，能吃苦、能吃虧、能吃氣，為實現自己的夢想，必須全身心投入……看準的路要堅定不移的地走下去！
一名好的人大代表，他首先必須是個好人，老百姓才能相信他，他才能替老百姓說話。把百姓的合理訴求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把群眾的冷暖、安危掛在心頭，當好官，就得聽民意。光是替老百姓說話還是不夠的，還得替國家領導人琢磨點子，解決現實難題。
記者：剛剛您提到替國家琢磨點子，那么，今年人大會上，您又有什么樣的精準扶貧新點子呢？
劉嘉坤：國家按照“十三五”規劃，確定到2020年，全國5575萬的農村貧困人口基本脫貧，我就想，農村之所以窮、貧困人口之所以那么多，還是因為他們的主業“農業”近些年發展前景不好，農民沒有了奔頭，自然就富變窮，窮變赤貧，所以我建議發展高效生態農業。
發展高效生態農業改變了傳統農業的種植模式，減少化學農藥物等的投入，讓貧困農民“有事可做”的同時，也“有事能做”，才能“把事做好”。
具體措施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增加生態就業機會，圍繞種植、養殖、加工、銷售等環節吸納農二代、大學生等優質社會勞動力進入生態農業領域，利用國家財政扶持，吸引年輕人回鄉，盤活農村市場，為高效生態農業贏得市場，保持其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其二，發揮國家指揮棒導向作用，經費使用要與精準扶貧和高效生態農業結合。每年國家用于農業補貼、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土地治理、扶貧的各項資金達幾萬億，這些資金的使用不能按部門層層下達，必須按照扶貧目標或糧食安全目標做好頂層設計。國家是資本的主人，必須達到國家要求的農業產量、治理、環境保護、扶貧、健康等具體的指標后經費才能下達。此外，可設計專門的資金托管部門，充分吸收產學研政農多方面的力量，用好國家資金，變輸血功能為造血功能。
最后，按照先試先行的原則，在條件成熟的地區，建議以縣為單位，建立大型高效生態農業示范區。用嚴謹的科學數據和實踐證明說話，以計劃+市場行為帶動糧食安全問題的解決，避免政策上“一刀切”現象。國家鼓勵發展固氮、固碳、化肥、農藥、農膜減量型農業，倡導資金向環境友好型、糧食保障性、就業扶貧型的高效生態農業傾斜。
這樣發展的高效生態農業不僅減緩農村優質人口的外流，還保證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農作物的安全健康，農村生態環境的改善，才能從真正意義上讓貧困農民脫貧富起來。
說起“上傳民意，下解民憂”，我今年還真有這樣一項建議需要上傳下達。去年，我們村接待老書記80余人，他們都表示退休后沒有保障，村里面發放的退休養老資金極低無法保障他們的老年日常生活。退休養老金數額一般是在職村官的60-80%,每個月200元左右。這部分錢既不是縣財政負擔，也不是鄉鎮負擔，而是由村里自己想辦法解決，經濟條件好的村肯定沒問題，經濟條件不好的村這點錢根本發不起。所以我建言應當提高農村基層村官退休養老待遇。
“吃水不忘挖井人”，“建設新農村，村干部是關鍵。”這些年邁的村官都曾為平邑縣的脫貧發展做過不可磨滅的貢獻。提高他們養老待遇也能給年輕的大學生村官以信心，讓他們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得建設社會主義美麗新農村。這也是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十三五”規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一環。（記者 劉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