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
日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為了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把明年作為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新鮮表述，通過我國最高級別的“三農”會議——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度進入公眾視野。“去庫存”“降成本”，這些更多用于工業領域的詞語，也集中出現在會議上。如何理解農業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是什么？怎樣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對此談了自己的看法。
記者：當前我國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發展形勢變化趨勢是什么？是我國農業生產綜合生產能力嚴重過剩，還是我國農業供給結構出現了明顯的矛盾？
李國祥：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農產品供求關系由偏緊向偏松轉變也越來越明顯，農產品市場價格結束了以前連續多年明顯上漲的階段。糧食面臨產量高、庫存高和進口規模大等供給偏多的新難題。受供求關系變化決定性影響，農產品市場價格運行雖然繼續波動，但總體上越來越多的農產品市場價格開始下跌，過去認為的牛羊肉價格只會漲不會跌的態勢卻出現了逆轉。隨著農產品市場形勢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農民面臨農產品銷售不暢問題，農產品加工企業感到利潤微薄甚至虧損，“稻強米弱”和“麥強面弱”等格局已經持續多年，農業生產資料經營企業也感到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不可否認，目前我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供給數量極其充裕，甚至可以說是階段性相對過剩。糧食十二連增，2015年糧食總產量超過6.2億噸，創歷史最高水平，這是國內糧食供給的最主要來源。同時，2015年糧食進口規模估計將明顯地超過1億噸，這也是國內糧食新供給來源，還有我國托市收儲的糧食庫存水平居高不下，近年來收進的多而出庫的少，這些都是我國糧食供給總量偏多的表現。除糧食外，我國還有很多農產品的現實供給也相對偏多。棉花和油料生產在市場力量作用下已經開始調減。一些地方的蔬菜和水果等放在地里沒有收獲。我國的部分畜產品生產近年來也有所調減，生豬生產連續多年普遍虧損，2015年雖然豬肉價格所有反彈但后繼乏力。
盡管對于我國農產品目前的供給數量是偏多還是不足，仍然存在著很多爭議，但市場上供給不缺是不爭的事實。有人提出我國農產品供給數量不缺，為什么還大規模進口？心存這個疑問的必須要明白：在開放經濟中農產品進口也是供給的重要來源。
記者：這是不是表明我國農產品供給側結構性必須要調整？
李國祥：是的，無論從我國農產品市場運行情況來看，還是從我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供給來源來看，無不表明我國農產品供給側結構性調整與改革的迫切性。
當然，如何對待當前我國農產品供給數量充足？這與產業政策中的去過剩落后產能是否一樣處理？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重申農業發展仍然是短板，產業政策上仍然要加強現代農業基礎建設，保障農產品供給和口糧安全，仍然要繼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證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因此，理解供給側結構改革與農業發展的特殊性，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
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我國可能會面臨農產品供給充裕與市場價格下行壓力。我國農業總體上缺乏國際競爭力。對外開放力度不斷加大，實施自由貿易戰略，國外競爭力強的農產品還可能更大規模地進入到國內市場。經過多年國內農業生產能力建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我國多數農產品人均占有量明顯地高于人均消費量。我國糧棉油等大宗農產品已經形成的高庫存需要市場出清。農產品供給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以及我國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帶來的食物消費結構升級，都要求我國農業必須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記者： 我國農業發展過去和現在對比來看，有什么顯著的變化？
李國祥：過去，當面對國際農產品市場過度競爭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強調國內農產品供給自給率，希望通過包括關稅的和非關稅的邊境措施來限制進口。這一思路看來越來越不可行。新形勢下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已經調整為“確保口糧絕對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給”，這意味著除稻米、小麥和玉米等少數主糧外，國家不再對國內農產品自給率設限，并且把適度進口作為新形勢下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舉措之一。這意味著未來我國農業發展必須面對國際激烈競爭，無論是國內農業生產能力提高，還是農業走出去，或者利用國際市場，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將難以生存和發展。
過去，我國農業發展比較注重數量增長。只有農業增產才認為農業形勢好。目前看來片面地追求農業增產已經不合時宜。過度消耗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資源、濫用化肥農藥獸藥來追求增產，這種做法得不償失，不具有可持續性，必須盡快改變。
過去，農民生產農產品的銷售和收益，政府承擔很大的責任。托市收購政策已經實施多年，弊端日益顯現。我國已經用目標價格改革試點取代了棉花和大豆托市收購政策。榨糖甘蔗、油菜籽托市收購政策已經放棄。未來玉米、稻米和小麥的托市收購政策都有可能會進一步調整和改革。從我國越來越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看，仍然指望政府更大規模更大范圍地收儲糧食等農產品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政府不再對農產品市場運行進行直接干預，農產品供給主要由市場力量來決定。盡管政府會加大糧食省長負責制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的力度，但這可能會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供給側交給市場，由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創新在國際競爭、資源環境壓力和農產品消費結構升級背景下走出我國農業發展的新路子。
記者：從供給側解決我國農業發展難題，關鍵點是什么？
李國祥：從供給側解決我國農業發展難題，關鍵是結構調整、方式轉變和深化改革，這要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及其他涉農主體要能夠圍繞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任不斷創新，改變習慣性做法，共同推動我國農業發展轉型升級。
面對國際農產品市場激烈的競爭，我國農業必須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國外國內兩種資源，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要盡可能地選擇錯位競爭戰略，克服我國農業成本價格競爭劣勢。國內農產品生產，不僅要在質量安全保障性等方面優于進口，而且在蘊含的鄉土等文化內涵方面要明顯地勝過進口。客觀地說，目前我國多數消費者對國內生產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心還不是很足，農產品蘊含的本土文化尚未發掘，即使同等質量下國外農產品價格高，國內消費者都可能選擇國外農產品，便何況國際上競爭力強的農產品國外價格比國內生產的低，國內生產的農產品遭遇沖擊不難想象。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更高層次需求為目的，農產品供給者必須改變單純地局限于農業生產的傳統做法，需要將一、二、三產業融合，注重電子商務和物聯網發展，延長農產品供給產業鏈，增加附加值。
記者：解決農業發展的難題有哪些路徑？
李國祥：我們要積極探索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路徑。
比如，針對我國農業過度消耗資源和濫用現代化學投入物等問題，一要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快退耕還林還草還濕力度，不追求稀缺的農業資源任何時候都發揮農產品供給保障功能，只求有限的農業資源在關鍵的時候發揮最重要的功能；二要緊緊地依靠科技創新和組織創新科學地利用農業稀缺資源和有效地配置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特別要強化社會化服務，加快節水技術、測土配方施肥，以及病蟲害和疫病統防統治等的應用步伐，在農業發展方式轉變上實現新的突破。
針對我國農村改革對現代農業發展所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需要審慎對待。一些地方的農用地流轉租金過高，導致農業成本上升，農業風險加大，這對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極其不利的，最終必會得到糾正。我國很多地方生產糧食的耕地流轉租金每畝都超過600元，不僅高于糧食的每畝純收益，而且甚至也高于糧食的每畝物化成本。之所以出現農村土地流轉租金過高，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爭搶流轉土地和國內托市收購政策及其國內農產品價格持續多年上漲等因素都有關。從農業供給側推進結構性改革，要求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必須更加冷靜深刻理解農村改革，更加注重選擇土地股份合作制等組織形式發展現代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