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思想的考察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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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是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為了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毛澤東把“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設”作為一項偉大事業來組織領導。當然，這并非等同他晚年發動的“十年文革”。
毛澤東領導進行中國文化革命與建設，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具有深刻的理論根據和歷史緣由。
其一，貫徹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理論邏輯。“不斷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初，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無產階級謀求解放的策略思想。即要根據革命對象的轉化，不斷進行革命性質的轉變，直至最后的徹底勝利。這些思想集中在《論猶太人問題》、《共產黨宣言》、《匈牙利的斗爭》、《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的信》(1849年7月25日)、《1848年—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協會》、《致<新舊意志報>編輯的聲明》、《馬克思和<新萊茵報>》等文獻中。在1850年的《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馬克思明確提出“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的思想。“不斷革命”論, 既區別于資產階級革命的有限目的,又不同于一切社會改良主義者的革命停頓論，集中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徹底性，因此，“不斷革命”一直是無產階級的戰斗口號。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不斷革命”的思想。1905年俄國革命后，列寧指出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說：“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1921年，布哈林在《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把思想意識、政治、經濟、科技革命列為無產階級革命漸次展開的具體日程。
在艱苦持久的中國革命歷程中，毛澤東顯然以“不斷革命論”作為行動指南和動力，把中國的革命事業分階段、有步驟地推向新勝利。1956年初，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基本完成，毛澤東在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新號召，隨后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向自然界開戰”的戰略思想。從此，毛澤東領導下的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逐漸向著搞“文化革命”、“技術革命”轉化。例如，毛澤東視1957年的“整風反右”為思想政治的革命，符合“不斷革命論”的邏輯要求。1958年1月，毛澤東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闡述中國的“不斷革命論”。他說：“我們革命的步驟：1.奪取政權，把敵人打倒，這在1949年就完成了。2.土地革命，民主主義的，1950年--1952年3年基本完成了。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會主義的，現在將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1955年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 4.思想戰線上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整風運動，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還要搞。5.還有技術革命。1--4都屬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性質的。……技術革命是屬于生產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問題。……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在技術革命方面，著重搞好技術革命。”（參見《黨的文獻》，1991年第6期，第11頁）
毛澤東堅定履行著“不斷革命”的精神和戰略。但是，就其文化革命而論，毛澤東在開展方式和具體步驟上是有失誤的。在他晚年，他往往把文化上的革新等同于以往駕輕就熟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采用了階級斗爭的形式，陷于不破不立、以破代立、大破大立的思維之中，使國家文化資源遭到重大損失，文化建設沒有取得應有的進步。
其二，寄托民族復興的強烈愿望。近代中國的落后挨打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是中國革命與建設新中國的歷史背景。從五千年文明大國淪為飽受列強奴役宰割，中華民族的命運浮沉，吸引人們思考深刻的文化原因，尋找和彌補中華傳統文化的固有缺陷。封閉自大的宇宙觀、崇倫理輕物理的知識價值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和教育的風尚與體制、皇權本位耕織維生的社會運行機制，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造成了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的大悲劇。鴉片戰爭以后，先進的中國人一方面反思國運衰敗的文化動因，批判民族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則“睜眼看世界”，開始向西方學習，引進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思想。這一潮流至五四時期演變成了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揚棄，著手文化重建。毛澤東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然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因此，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一方面領導人民進行政治的和經濟的斗爭，另一方面接過了五四的旗幟，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努力推動中國的新文化建設。
延安時期，毛澤東提出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更是把文化建設作繪入國家建設藍圖，指出“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1954年，毛澤東在一屆人大上明確提出：“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程度的偉大國家。”1957年，他又明確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總的看，毛澤東高度重視和積極推進文化革命與建設，使新中國沒有出現蘇聯那樣的文化革新滯后局面。但是，在晚年把文化建設幾乎簡約為意識形態建設，逐漸發生了主觀片面和急躁冒進的失誤。
其三，充分發揮文化的積極功能。創始之初，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會精神生產和文化現象，提出兩條著名論斷：第一，“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第二，“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演奏第一小提琴”。這對于認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很有啟發。列寧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對文化地位和作用有新的感悟。他說，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重視文化建設，經濟發展不可能脫離文化發展而進行，必須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養，否則將阻礙經濟建設。對于政治文明建設更是如此，列寧認為，沒有文化就不能建立真正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他指出：“我們深深知道，俄國文化不發達是什么意思，它對蘇維埃政權有什么影響；蘇維埃政權在原則上實行了高得無比的無產階級民主，對全世界作出了實行這種民主的榜樣，可是這種文化落后性卻貶低了蘇維埃政權并使官僚制度復活。說起來蘇維埃機構是全體勞動者都可以參加的，做起來卻遠不是人人都能參加，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這決不是法律造成了障礙了，如在資產階級時代那樣；恰恰相反，我們的法律有助于這樣做。但只有法律是不夠的。必須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組織工作和文化工作，這不能用法律迅速辦到，這需要進行長期的巨大的努力。”
毛澤東在關于文化的社會功能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第一，文化的認識功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能動的，而不是機械的；文化反映政治、經濟必須通過人來實現；實踐是文化反映政治、經濟的必由之路。第二，文化的實踐功能。一定的文化為一定的政治經濟服務，“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一文中，提出理論、文化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成為社會生活中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第三，文化的教育功能。毛澤東提出人民是文化工作的對象；文化是通過向老百姓進行宣傳、教育、動員而發生社會效用的；文化是通過影響人的心理而反作用于政治、經濟等社會活動的。
毛澤東重視文化的社會功能，突出了文化的強大能動作用，強調了要辯證看待和處理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的思想，提升了進行文化革命和建設、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