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思想的考察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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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毛澤東思想的最主要創立者，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曾經提出了許多精辟的文化思想，其主題是“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重溫這些理論觀點和思想，接受其中的啟迪，對于正確透視各種的文化思潮，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搞好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文化是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能動反映
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最早見于馬克思關于“文化”的一些思想認識，主要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獻中，馬克思晚年的歷史學、人類學筆記中也有些涉及。馬克思關于文化的涵義有兩種：文化在廣義上指文明；更多情況下是狹義地指知識，有時簡約為意識形態。后者是精神性的，為物質生產生活所制約，其地位由馬克思所說“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引申可知。
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人類社會歷史演進，分析人類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結構，從而認識人類社會文化現象，由此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基石之上的，并隨之發展而發展。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看成一個有機整體，其結構分為三個層次，即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人類社會就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中，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直至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后來，普列漢諾夫提出了“五項因素公式”，他說：“如果我們簡短地說明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現在很有名的‘基礎’對同樣的有名的‘上層建筑’的關系見解，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東西：（一）生產力的狀況；（二）被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經濟基礎直接決定的，一部分由生長在經濟上的全部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會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這些心理特性的各種思想體系。”歷經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考驗，列寧深有感觸地指出，“僅靠摧毀資本主義，還不能飽肚子。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取得全部科學、技術、知識和藝術。沒有這些，我們就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的生活。”在這里，列寧把文化資源與政治經濟制度區別開來，強調了文化的歷史性及其成分有機性，強調了文化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內在規律性。
在上述理論基礎上，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毛澤東為文化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即文化是社會經濟政治的能動反映。依據唯物史觀，給文化做出一個科學的界定，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
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使人們獲得了認識各種社會現象的一個重要邏輯。這就是，通過把社會關系上升為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的總和歸結為經濟基礎，并且把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等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設施歸結為政治上層建筑和思想上層建筑，從而把人們認識社會現象包括文化現象置于唯物主義的框架之中。
毛澤東給文化一個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界定，奠定了歷史唯物主義文化論的基礎。在此之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尚未明確回答什么是“文化”，而不少非馬克思主義文化學家，又往往把由人類發生的所有社會現象統統看成是文化現象，把人類社會發展史看成是文化史。后者包含唯心主義色彩的文化觀，混淆了社會和文化的區分，甚至主張思想意識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顛倒了社會結構的本來次序，掩蓋了社會發展的物質動因。毛澤東給文化范疇以科學的明確界定，克服了生活實踐中上述理論困境，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從而建構了新的觀察和分析社會生活的框架——“政治、經濟、文化”，確立了以這樣的三分框架來認識和分析社會、組織社會生活的方法論。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就是運用這樣的理論框架，來分析整個社會及其發展，將整個社會劃分成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發現和分析解決各自領域的矛盾及其關系，推動整個社會協調發展與全面進步。
當然，毛澤東對文化的界定并非完美。例如“文化”究竟包含哪些成分，他一直沒有給予一個明確的答案。檢索毛澤東這方面的言論，我們發現他認為文化主要指觀念形態的精神文化，還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科學技術。但總體看來，他在這一方面的表述不清晰、不具體。又由于毛澤東對文化的不同成分了解程度有差異，對這些成分反作用于社會發展的作用及其形式估計不完全準確，對文化不同成分的有機整合與整體把握也不夠完善，從而造成了他對國家科教現代化重視不足，對知識分子工作出現誤差。在晚年，毛澤東還把文化約略成意識形態，甚至將文化建設與意識形態的斗爭鏈接在一起，成為其領導事業的主要關注點越來越偏移經濟建設的重要思想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