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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 ?簡要內容：后危機時期的全球再平衡仍然讓我們捉摸不定。不幸的是，正當出口導向型亞洲的增長引擎亟須外部支持時，備受金融危機打擊的發達經濟體恰好無法提供外部需求的支持。作為東方的主要經濟體，亞洲是否能走上再平衡道路，中國將起到決定成敗的作用。 |
后危機時期的全球再平衡仍然讓我們捉摸不定。大約是10年前的夏天，我作為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最初提出，一個不平衡的世界需要大規模的整合。我的全球再平衡論題的關鍵是：世界的儲蓄水平是不同的，如何去整合它們。我希望美國能夠提高儲蓄、投資和出口，而“愛存錢”的歐洲和亞洲需要通過刺激消費獲得新的增長動力。這樣的結果是：不可持續的經常賬戶差額將會縮小。
懷疑者提出反駁，不平衡的狀態已經不是一天了。一些人甚至還認為全球儲蓄的不平衡是世界最終消費者（美國）和新興生產者（以中國為軸心的發展中的亞洲）的共生體新象征，這種合作關系是新型的，也將是永久的。在一段時間里，這種聲音被證明是正確的。在質疑的漩渦中，世界開始設法維持這種不平衡的狀態。但因此，它卻差點陷入了深淵。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很明顯是常年以來全球不平衡增長的體現。在美國，過度的消費達到了極點，創歷史紀錄，占GDP的71%，但美國的國內凈儲蓄率（家庭、企業和政府部門經過調整后的儲蓄總和）在2008年首次下降到負值，并在2009年持續下降。因此，美國經常賬戶的赤字擴大到6%。同時，當中國成為泛區域增長的領導者時，亞洲還身陷于上世紀末的經濟危機后的重塑，這樣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儲蓄國。
現在，全球經濟為在已經危險的不平衡上增加賭注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后危機的余震很可能讓主要經濟體的需求增長在未來幾年徘徊不前。日本數十年的低迷有可能會發生在其他的國家。由于充沛的資產和債務泡沫，發達國家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轍。對美國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它有過度消費的文化傳統，過度負債、低儲蓄、就業不足，當然也包括依賴泡沫的美國家庭現在正面臨著未來多年的節約開支。負債累累的歐洲開始探索財政整頓計劃，而這會阻礙經濟的數年增長。
亞洲在過去的10年里改變非常大。這有助于在兩次危機（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完成過渡。在這段時間中，亞洲已經積極行動，避免自己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從上世紀末的不足1萬億美元提升到2008年5萬億美元。從策略上說，這一戰略是明智之舉。它提供給亞洲一個新的緩沖融資工具，本質上說，隨手可以獲得自我保險的資金，這樣可能成功地為始料不及的全球沖擊提供緩沖。
但是發展中的亞洲做得并不夠。它沒有擺脫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而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對其經濟發展不利，這是其長久以來的經濟發展特征，這一模式加劇了對外在需求的依賴——增加了該地區出口份額占GDP的比重，從上世紀末的35%增長到10年后的45%。這讓這些地區在后危機時期處于不利境地——比以往更依賴外在需求。不幸的是，正當出口導向型亞洲的增長引擎亟須外部支持時，備受金融危機打擊的發達經濟體恰好無法提供外部需求的支持。
亞洲需要提防新的令人不安的自滿。我們不應該假設大危機之后和危機中的恢復已經成功解開了經濟增長的束縛。后危機的余震（首先是美國，現在是歐洲）是一個警鐘，嚴重依賴外需的亞洲應該認真對待這一問題。我們不能沉溺于今天的恢復——這種反彈更多的是由于暫時的政策刺激而不是內在的活力，這種反彈多半是由于儲蓄的作用而不是創新帶來的。這樣的挑戰在中國體現得最為明顯。
作為東方的主要經濟體，亞洲是否能走上再平衡道路，中國將起到決定成敗的作用。中國私人消費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6%，向消費導向型經濟的轉變將使中國受益良多。但是，如果中國未能向消費導向型經濟轉變，它將會因發達國家危機過后的外需疲軟而深受影響。
對中國的這種轉變我非常有信心，正在醞釀的“十二五”規劃圍繞促進消費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打造一張資金充沛的社會保障網、提高農村收入、以服務業為龍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因此，在接下來的5年里，預計消費占中國經濟的比例會上升到45%，對這點我也不感到驚奇。
但是這只是對未來的預測，例外總是存在。同時，按照這一現狀，我們期待已久的全球再平衡只是剛剛開始。西方國家經濟正在下滑，可能在接下來幾年里還是這樣。只有當亞洲獲得35億消費者的支持時，我們才能保證亞洲為全球經濟的增長提供新的源泉。
所有的這些都可能導致全球再平衡的延期，這種延長是痛苦的。同時可能會引起東西方之間令人不安而且危險的貿易摩擦，西方采取措施來保護處于困境中的工人，而東方試圖減少貧困和吸納富余的勞動力。
如果說世界沒能勇敢地面對10年前再平衡的決心，那么今天，這種挑戰將變得更加急迫。當不平衡被忽略時，大危機就出現了。我最大的擔心是：不平衡的世界不可能有第二次機會。（作者系摩根士丹利亞洲非執行主席、耶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