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技術和市場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三個維度。中國發展制度結構的粗放性，誘導、激勵和支持了粗放的發展方式。技術創新是制度變革、市場發展和發展方式轉型的物質基礎，它支撐了制度創新、市場規模的擴大、消費升級和市場層次的提高以及要素投入結構的改善。合理的要素價格體系和環境價格，必然會內生化地矯正長期被行政經濟所扭曲的發展方式，使“資源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為“創新驅動型”的發展模式。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既涉及制度問題，又涉及技術和市場問題。在轉型經濟中落實和貫徹科學發展觀，必須全面構建基于“制度、技術和市場”的三維分析架構和與之配套的政策體系。制度、技術和市場這三個分析維度，是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它們之間的作用方式、作用方向和作用機制，決定了科學發展觀的落實程度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可能性。
一、制度改進與創新：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機制保障
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安排的改進，即體制機制方面的創新。這是因為經濟發展雖然是以人為主體的社會行為和社會過程，但人的行為方式、行為方向、行為力度和調整速度，在一定的技術制約的前提下，是由制度變量所決定的，制度規定了人們的利益結構和對經濟行為的激勵或約束的程度。就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經濟活動中發展方式是粗放的還是集約的，其實是在技術約束下的制度性行為。如果我們說，當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式是粗放的，而且這種較長期的粗放的發展方式難以得到根本的、徹底的逆轉，其本質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發展的制度結構一直是粗放的，粗放的發展制度始終在誘導、激勵和支持粗放的發展方式，而粗放的發展方式又進一步強化了對粗放的發展制度的路徑依賴。
第一，關于發展的理念。過去，我們的經濟發展理念過于崇拜GDP，不太注重綠色GDP；過于追求物質的增長，不太重視以人為本的硬件和軟件之間的協調增長；過度追求短期的利益，不太考慮長期的可持續發展。這種發展理念必然形成鼓勵GDP掛帥、片面追求增長速度的不良發展格局。那些增長速度快、經濟總量大的地區，盡管發展的質量可能并不高，甚至環境污染嚴重，也會受到某種利益的激勵和獎勵。現在，我國政府根據本國國情和時代的要求，明確提出了自己的發展理念，即樹立和貫徹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是對過去傳統的發展理念的科學提升，必然會帶來發展方式轉型的最徹底的思維和行動的革命。
第二，關于發展的導向。主要指的是對發展績效的評價準則，也稱之為發展的“指揮棒”。任何復雜的評價準則都不可能那么完善，都不可能完整地反映和涵蓋真實世界的內在要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家主張對那種復雜的自利性、競爭性活動，應該交給市場、由市場去內生地評價，而對那些市場評價會發生偏誤、發生真空現象的“公共性”和“準公共性”活動，則應該主要由代表總體社會福利立場的政府去評價。在實踐中，避免發展的導向或者評價準則對發展過程的扭曲，最佳的辦法是正確界定政府的發展功能和活動界限。對于尚處于轉型階段的我國政府來說，發展方式轉型問題之所以嚴重，不在于我們設計的評價準則與真實世界之間有多大的偏差，而在于我們現在的評價準則涵蓋了太多、太強、太細的政府功能，當我們強制地把那種不可能完美的評價體系運用到對人類復雜的、帶有利益傾向的經濟活動的評價中去的時候，我們的發展方式必然會出現事與愿違的狀態，必然會偏離評價準則設計者的初衷。如當政府不僅把經濟增長速度、招商引資規模等業績作為評價行為主體的單一標準，而且把這種片面的評價結果作為干部升遷的主要依據時，就會誘發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行為，出現忽視技術進步和環境的結構，使發展的實際偏離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第三，關于發展的主體。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的主體呈現為二元的主體結構：有活力的微觀主體和負責任的宏觀調節主體。自由而充滿活力的微觀主體（企業、個人、家庭），能保證微觀經濟活動的效率，對利潤、效用和財富最大化的追求，是其主要目標；負責任的宏觀調節主體，強調的是政府的經濟職能和責任，以及政府對市場經濟“外部性”的調節和控制，目的是為了實現微觀效益與宏觀效益、社會效益有機的統一。這種“雙主體”的結構，最難界定的是各自的職能和作用的范圍，其相互之間與生俱有的“替代型”特征（如政府可以代替市場做出各種微觀經濟決策，最極端的模式是計劃經濟；另一個極端是放任自流的完全市場經濟，政府功能極其微弱），很容易在制度設計時使發展主體的功能配置錯位，從而使發展模式背離科學發展的需要，扭曲發展進程、影響發展效率。過去我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在發展的主體方面呈現為發展責任定位混亂的困境，表現為政府經常“占位”、“錯位”和“越位”。具體說就是一方面，過于強勢的政府在主導市場微觀主體的選擇，另一方面，政府自身應該承擔的某些責任，如完善市場機制，建立社會福利機制、科技創新機制、環境保護機制、政府責任機制等，并沒有真正得到強化。由此混亂了二元發展主體的責任目標和功能結構，粗放發展的軌道就難以得到扭轉。
第四，關于發展的路徑。舊的發展路徑，在缺少體制機制創新支持的前提下，會使經濟系統繼續在舊的慣性軌道中運行，并且在文化、習俗、利益剛性的前提下出現路徑依賴并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如在短缺經濟時期，主要是通過分稅制、財政包干等刺激投資、加快增長。這時候的體制和機制，對資源集約利用、環境保護難以提出太高的要求。這樣的增長路徑如果到了一定階段仍然不進行創新而是繼續維持和沿襲，就會刺激利益主體采取更多的竭澤而漁行為，如不考慮難度和風險較大的技術創新和節能減排活動，而是千方百計地追加投資、拼命地上項目，最終導致國土資源迅速減少、能源瓶頸日益嚴重、環境問題非常突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政策措施和目標就會落空。
總之，中國30多年來的體制機制調整，從發展階段來看，確實有效地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并沒有真正有效地促進發展質量的提升，并沒有真正有效地促進全面協調和持續的發展。通過制度轉型促進發展質量的提高，是新世紀新階段我國體制機制創新的最重要的任務。
二、技術創新：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物質基礎
技術創新為制度變革、市場發展和發展方式轉型提供物質基礎。主要表現為：第一，技術創新會推動制度變革。由于技術創新改變了制度的運作方式和條件，因而為新一輪的制度創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如農業機械和化肥等使用，改變了舊有的農業生產方式，就可能使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和耕作方式，轉變為工廠式的大規模生產方式。第二，技術創新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從而帶來了生產要素和消費品價格體系的變化，促進了市場規模的擴大、消費升級和市場層次的提高。第三，技術創新直接改變了增長所依賴的要素投入結構，使發展更多地依賴于軟資源，即從更多地依靠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力，轉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和知識資本，從而提高了發展的效率和提升了發展的質量。
由于信息化是當代最偉大的生產力之一，是經濟現代化最重要的手段，是提高國民經濟和社會效率的源泉，因此以信息化為基礎的技術創新，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主要的技術手段，在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型中，具有其它要素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有鑒于此，我們把這部分內容的論述，集中在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優先發展信息產業方面。以信息化為技術創新的龍頭，帶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其現實的、歷史的深遠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電子信息產業產出品的節能，具有巨大的外部經濟性。電子信息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巨大規模，決定了其生產效率的提高，本身就是發展方式轉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話，其發展方式的轉換，具有極為重要的“外部經濟形”特征。目前，電子信息設備所消耗的電力約占世界電力消耗的14%，僅僅次于發動機的51%、照明的19%和空調的16%，居于第四位。因此，根據建設節約型社會的要求，針對該產業的產出過程制訂低功耗標準，從節能減排的源頭或生產過程開始之前，就事先規定其產品的技術標準和能耗水平，將會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效益。
第二，完善廢棄電子信息產品的綠色循環模式和制造標準，是國民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正在進入電器廢棄的高峰期，電子垃圾主要為金屬、玻璃和塑料構成，還包含很多有毒有害的化學品，進行填埋和焚燒不僅污染環境，而且浪費資源。因此，節能減排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調整我國目前的電子電器產品的循環模式。我國廢棄電子信息產品的處理模式，基本上還是陳舊的線性開放式模式，它遵循的是“資源→產品→廢物排放”這種單向的資源流動，整個產業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依賴性很大，因而發展節約型的、封閉的、循環式的經濟成為我國的必然選擇。
第三，電子信息產業加工貿易為主的產業發展模式轉型，是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重點，對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具有根本意義。我國在加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一直沿用“加工組裝貿易”為主的產業發展模式，“高端產業、低端環節”的特征十分明顯。如2007年，江蘇省規模以上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的銷售利稅率只有5.3%，低于石化行業的10.1%，機械行業的8.6%，冶金行業的7.7%，輕工行業的6.8%。我國電子信息產業在過去所采取的發展模式，是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導向以及我國發揮比較優勢兩方面作用的結果。應該看到，這種世界車間的地位也對產業鏈兩端逐步“落戶”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和拉動效應，為中國企業的功能升級奠定了優良的產業基礎。目前我國電子信息產業已經走過持續快速發展的高峰，迫切需要新型的產業政策去鼓勵企業向研發、設計、營銷等環節轉移，盡快攀升產業價值鏈高峰。
第四，基于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可以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推進新型工業化。發達國家的信息化是建立在高度的工業化基礎之上的，是工業化和科技進步的結果；反過來，信息化也在重新塑造制造業和服務業。信息化促進和帶動實現新型工業化的作用機制，主要表現：一是信息化可以提高研究開發和生產的效率。二是信息化可以使企業管理走向科學管理。三是信息化可以使企業組織結構由金字塔型管理轉向扁平管理。四是信息化可以使企業建立新型的縱向非一體化的緊密關系。
這一切均表明，用高新技術特別是先進適用的信息技術改造傳統企業和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使傳統企業和產業煥發青春，在高起點上加速推進發展方式轉型的必由之路。
三、要素價格市場化：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內生動力機制
按照一般的市場運行規律，資源稀缺程度的增加，會拉動要素價格上升，企業要么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要么尋找替代資源，要么放棄資源消耗量大的生產方式，這一切均會使過度的資源需求得到抑制。同樣，有效的環境監管迫使各類經濟主體的環境成本內部化，趨高的環境成本逼迫企業要么創新工藝降低污染，要么改進技術減少治理成本，要么退出高污染行業，從而使環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合理的要素價格體系和環境價格，必然使“資源依賴型”的經濟增長就會轉變為“創新驅動型”的發展模式。為此我們就完善要素價格體系的具體內容，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第一，現行價格形成機制，由于沒有將環境資源等外部成本“內在化”，因此無法改變生產者、消費者破壞環境的行為，無法激勵環境治理，不能真實反映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還導致了某些污染性的國際生產資本流入我國，它們既逃避本國稅負，又加劇了我國的環境惡化。如根據《中國環境經濟核算報告2005》的核算結果，2005年環境退化成本為5787.9億元，占地區合計GDP的20.93%，比上年增加669.6億元，增長13.1%。因此，在當前我國嚴峻的環境形勢下，開征環境稅勢在必行。環境稅的缺位，既限制了稅收對污染、破壞環境行為的調控力度，也難以形成專門用于環境保護的稅收收入來源。
第二，勞動力價格的長期扭曲，維系了靠犧牲勞動者利益來迎合資本的粗放增長格局。2006年與2002年相比，居民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了8.7個百分點，居民收入中特別是勞動者報酬增長偏慢。轉型過程中的勞動力價格的扭曲，除了維系了資本的高速增長外，還支持了各類“血汗工廠”和有損于環境的低端制造業的盲目擴張。最近國內的“民工荒”和整體勞動力成本上漲的情況，說明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產業升級的關鍵點。
第三，要素價格的扭曲，不利于調整我國的發展結構。目前的經濟模式中，低勞動力成本、低資源價格和低成本排放，造就了一大批高污染、高物耗產業，使資源在這些行業過于集中，并取得了非常態型的高盈利。良好的盈利前景，使得上述產業不僅自身資本充裕，而且能以較低的成本從各種渠道直接和間接地獲取發展資金，然后形成困擾中國經濟多年的高投資困境。更為重要的是，從社會發展公正的角度看，上述行業在資源分配中的相對優勢，繼而又形成了其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導地位，收入分配的不均使得全社會有效消費不足，而國內有效消費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則和出口導向政策的共同作用，維持了中國的出口壓力，同時形成居高不下的貿易順差，并在資本管制下增加了國內的流動性和銀行信貸規模。這些資金的共同作用，又形成了住房價格在內的較高資產價格，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高投資和高出口再次共同作用，又使經濟可能陷入過熱的危險。（劉志彪）
（作者系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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