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成都解放記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人民群眾夾道歡迎解放軍
1949年的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成都的解放,標志著國民黨殘余匪首已最后被趕出中國大陸。史冊上把這一天定為成都解放日。
毛澤東親自點將,劉伯承、賀龍揮師入川
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遠望千山萬水,想到了古人的一句話———“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當時尚有一部分國土仍在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之下,而大西南的局勢最讓他放心不下,四川在整個西南格局中又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因為辛亥革命始于四川的保路運動,以后歷經二次革命、護國、護法之役,四川早已是一個獨立王國,軍閥多如牛毛,在二三十年代就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軍閥之稱,他們割據一方;加之,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入川,苦心經營多年,各種派系林立,使得四川的局勢更為復雜。而且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解放四川的任務就更為艱巨。
誰去擔當如此重任呢?此時此刻,毛澤東的目光慢慢地移到了兩員大將身上,一位叫劉伯承,一位叫賀龍。劉伯承系川中名將,四川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是一條龍,早年血戰豐都曾失去了一只眼睛,后來又領導過四川的順瀘起義,四川的大小軍閥都和他交過手,無一例外都成了他的手下敗將。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有鄧小平作政委的劉伯承更是好生了得,一個淮海戰役打敗了蔣介石的精銳部隊,解放了中國半壁江山,作為百萬雄師的統帥,劉伯承率部入川是最恰當的人選。而賀龍,這位八一南昌起義的總指揮,與四川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與劉伯承一樣,他也曾是四川老牌軍閥熊克武的心腹愛將,早年的軍旅生涯大多是在四川度過的,四川有他的故舊袍澤,師友兄弟。知人善任的毛澤東把劉伯承、賀龍親自請到家里面授機宜,他說,叫你們二位入川是二龍戲珠,蔣介石在四川經過了二十多年,他是絕不甘心失敗的,他會憑險固守,而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大迂回大包圍,通過這種戰略席卷大西南,最后解放四川。毛澤東當下決定,分成兩路大軍南北兩線迂回包圍四川,一路即南線由劉伯承掛帥,整個二野由南京、蕪湖、安慶等地向西迂回,由湖南進入四川之酉秀黔彭,進而攻占重慶;另一路即北線由賀龍掛帥,整個一野十八兵團由甘南、陜南出動,經四川綿陽,向西南進軍,進而攻占成都。擔負成都解放任務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叫周士第。說起這位周士第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北伐先鋒,鐵甲車隊隊長,八一南昌起義時的師長。除了周士第,隨同賀龍解放成都的我軍高級指揮員還有王維舟、李井泉、胡耀邦,他們都是能征慣戰、軍政兼優的常勝將軍。他們將給蔣介石最后一擊,把紅旗插到天府之國的四川。
從毛澤東的住處中南海豐澤園回來,賀龍好不激動,他對老伙計王維舟說,我們兩個老四川又要回去和他們過招了,可這次是政治軍事雙管齊下,要好好統戰統戰他們呢。王維舟說,是啊,過去打的是軍閥戰爭,現在是人民革命,我們要充分發揮人民的力量,要利用四川軍閥與蔣介石的矛盾,爭取成都和平解放。兩雙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在戰馬嘶鳴間,由他們率領的十八兵團已來到了川北重鎮劍門關,成都解放指日可待。
蔣介石欲作垂死掙扎,胡宗南又當陣前打手
蔣介石丟了東北、華北,如今又丟了華東,這西南他是死也不肯放手的。而西南的四川成都更讓他絞盡腦汁,他不放心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這些地方實力派。
為此,他派他的忠實走卒胡宗南兼任川陜甘邊區綏靖主任。1949年8月29日,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舉行擴大會議,胡宗南、王陵基、劉文輝、楊森、谷正倫、賀國光、王瓚緒、鄧錫侯、孫震、潘文華、宋希濂、羅廣文、李彌、何紹周等30余人參加,蔣介石、蔣經國親自到場,作死守四川的部署。不久,川湘鄂綏靖主任宋希濂在恩施組織“川鄂湘黔最高決策委員會”,四川的酉陽、秀山、黔江、彭水、武隆、南川劃入管轄范圍。這胡宗南和宋希濂兩位反共專家,都是黃埔一期生,跟隨蔣介石征戰多年。12月1日胡宗南部主力到成都附近集結,妄圖進行川西平原決戰。與此同時,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組織“四川反共救國自衛軍”,自兼總司令,各區行政專員兼總指揮,各縣縣長兼司令,而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則是胡宗南的心腹干將。成都稽查處長周迅予,省保安司令部警保處長吳守權,卸任省會警察局長劉崇樸,均由胡宗南任命為反共救國軍各縱隊司令,糾集武裝特務,組織游擊,抗拒解放。為了鎮壓人民革命,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胡宗南命令盛文公布了“十殺令”,共產黨員進步人士楊伯愷、王干青、于淵,四川大學學生余天覺、華西大學學生毛英才(女)等30余人被害于成都通惠門外十二橋。
據伍毅陶老人回憶,他就是在白色恐怖最為嚴峻的時期參加革命的。1949年12月的一天,他作為國民黨糧食部的專員,掩護了一位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人員,此人是二野情報處的,名叫趙力鈞,專門負責到成都作鄧錫侯的統戰工作。在與鄧錫侯談妥之后,由趙力鈞帶回一部電臺送往宜賓國民黨二十二兵團司令郭汝瑰部。當時成都防守很嚴,伍毅陶不畏艱險,不僅搞到了糧食部專員的執照,而且還搞到了一部車子,騙過了國民黨成都憲兵的層層盤查,一路下簡陽、內江直達宜賓,順利地完成了上級交辦的任務,促成了郭汝瑰部的起義。
為了有組織有計劃地配合解放成都,成都地下黨根據“獨立工作”的精神,于9月下旬在北巷子劉元琮處的一間樓房里開會,成立“臨工委”,工作重點是策反、統戰,并決定用原“小民革”的兩個外圍組織名稱,發展“民主實踐社”,進行國民黨軍政人員和上層人士的策反和統戰工作。10月上旬,“臨工委”派黃大洲、夏遜兩同志,通過國民黨川東防區到湖北找到二野駐四野辦事處主任劉存忠作了匯報并研究了川西成都的情況。當夏黃動身去湖北時,曾約同辜端到重慶,由辜去見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潘文華,遞交胡春浦代表黨(“臨工委”)致潘的信,潘閱信后說,按你們的意見辦,我馬上打電報給潘清洲(二三五師師長,潘之大兒子),叫他伺機起義。時潘清洲正由巫山沿大巴山撤向川北,后如約起義。
劉鄧潘起義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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