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宣布了包產到組的方案。資料照片
30年前在這里商量包產到組。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取得突破的，是中國改革的開篇之作。這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重大戰略部署。改革已走過了30個年頭，現在回顧農業大包干的產生與發展歷程，總結改革的經驗，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當前農村改革的深入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改革是從糾正“左”的錯誤，放寬農村政策開始的
上世紀70年代，王郁昭在安徽省滁縣地區工作。當時地委在農村著重抓了落實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1977年春，地委組織調查寫出130多篇調查報告，并向省委寫了一份綜合調查報告，列舉“左”的錯誤許多表現，提出端正和落實農村政策的意見。
 1977年6月，中央改組安徽省委領導班子，萬里同志任省委第一書記。7月份，萬里看到滁縣地委的報告后，當即批示：“滁縣地委組織力量深入群眾，對農村經濟政策認真進行調查研究，這是個好的開端，報告所提意見，可供各地參考。”在滁縣地委報告和廣泛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最后形成了省委《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省委《六條》）。隨著《六條》的貫徹，農村政策的放寬，群眾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一些地方偷偷搞起了聯系產量責任制，實際上揭開了安徽省農村改革的序幕，敲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鐘聲。
萬里：農民秋后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報社
 1978年，滁縣地區遭受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9月初，滁縣地委召開四級干部會議。會上，許多公社干部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農業長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一個公社上不去，兩個公社上不去，為什么全區240多個公社都上不去？難道我們這些公社書記都是笨蛋嗎？他們強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讓下面干，干上去了不求表揚，干不上去自動下臺。為此，地委充分發揚民主，讓他們把心里話講出來。結果，來安和天長縣的一些公社書記把他們稱之為“秘密武器”的三個典型介紹了出來：第一個典型是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1978年春把生產隊分成兩個組，實行三包一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大旱之年糧食產量由上年8萬多斤增長到12萬多斤，人均收入增長30％。第二個典型是天長縣新街公社，1978年春由于天大旱棉花苗面臨著枯死的危險，公社決定把棉花包產到戶，超產獎勵，減產賠償。大旱之年棉花畝產較上年增產近九成。第三個典型是來安縣廣大公社把全年糧、油、棉和豬、禽、蛋等生產指標，分解成100分，年終時對基層干部按實績進行獎罰，大旱之年生產全面增產。這些辦法在當時尚屬“禁區”，被稱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實行。
萬里同志對這三個典型非常重視，通知地委可以在全區進行試點。為此滁縣地委發了96號文件，要求各縣先在一個大隊或一個公社進行試點。文件下達后，各縣紛紛要求擴大試點范圍，許多社隊爭當試點。隨后，一些不是試點的社隊也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組。到1979年3月底，滁縣地區實行包產到組、大包干到組的生產隊已占68.3％。
“雙包到組”責任制的推行伴隨著激烈的爭論。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張浩寫的讀者來信，并加了編者按，標題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編者按則提出：“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田到組’的地方”，應當“堅決糾正”。這對雙包到組后正在忙春耕的皖東農民來說無疑是潑了一瓢冷水，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針對干部群眾思想上出現的波動，地委及時向各縣發出電話通知，明確指出：“當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節，各種形式責任制一律穩定下來，不要變來變去，延誤農時”，“各種形式責任制是地委同意試驗的，如果錯了，完全由地委負責”。
萬里于3月16日來到滁縣地區。他說，“作為報紙，發表各種不同意見都是可以的，別人寫讀者來信，你們也可以寫讀者來信”，“這好比公共汽車一樣，你可以打票上車，我也可以打票上車”，“究竟什么意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靠實踐來檢驗”，“產量上不去，農民秋后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報社？報社是不會管飯的”，“只要今年大豐收，增了產，社會財富多了，群眾生活改善了，你們的辦法明年可以干，后年還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小崗生產隊首創大包干，首先在安徽報上地方戶口
鳳陽縣小崗生產隊暗中搞起了“大包干到戶”。小崗隊土地改革后出現過一段糧食增產、農民安居樂業的黃金時期，這個隊沒有經過初級社階段，1956年跨了一大步進入了高級社，從此，糧食生產連年下降，開始過吃救濟糧的日子。十年動亂期間這里戶戶都外出討過飯。1978年秋后，鳳陽縣搞包產到組，小崗生產隊先劃為4個作業組，干不好，又分成8個，還是合不攏，經干部社員商議，干脆搞個大包干到戶，瞞上不瞞下，如果因為土地包到戶，干部出了事，蹲班房，全隊社員共同負責，把他的孩子撫養到18歲。1978年底，大包干到戶的責任制就在小崗誕生了。大包干到戶是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新生事物，是農民的偉大創造。包產到戶和大包干到戶的區別主要在于：包產到戶強調“五統一”，要實行“統一分配”，農民承包土地后，實行“承包產量，以產計工，增產獎勵，減產賠償”的辦法，農戶生產的糧食等，最后要全部交給生產隊，由生產隊上繳國家征購任務，留下集體提留，再按各戶上繳的產品計算出工分，然后按工分實行統一分配。這種辦法不僅手續繁瑣，而且由于在分配的過程中往往出現一平二調和干部存在某些不正之風等現象，群眾是很不放心的，實際上農民對產品沒有支配權。而大包干承包制則不同，農戶承包集體的土地后，由生產隊同農戶簽訂合同，農戶按合同上繳國家的征購任務，交足集體的提留，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獎賠就在其中了。用農民的話來說：“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完成國家的，交足集體的，剩多剩少全都是自己的。”農民取得了對農產品的實際支配權。所以說這種辦法“責任明確，利益直接，方法簡單，群眾放心”，農民特別擁護。后來，在國家農委領導人杜潤生同志領導下，經有關理論工作者研究論證，認為大包干承包制實現農村土地的兩權分離，農民通過承包取得了對土地的使用權，即經營權，成了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1979年實踐的結果，小崗生產隊糧食產量達到13萬多斤，相當于1966—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油料產量超過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員人均收入增長6倍。從1957年起23年來，第一次向國家交售糧食和油料任務，分別超過6倍和80倍。
在1980年初省委召開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王郁昭作了《順應民心，積極引導》的發言。1月11日萬里同志在會議總結時指出，“包產到戶不是我們提出來的，問題是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他媽媽挺高興。”“那天王郁昭同志說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戶口吧，承認它也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那根本不是資本主義，包產到戶不等于單干，單干不等于資本主義，沒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準。”大包干責任制終于在安徽省報上了戶口。
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講話了，大包干在激烈爭論中開拓前進
 1980年2月下旬，萬里離開安徽，調中央工作后，風云突變，圍繞大包干到戶的爭論在全省乃至全國展開。
 1980年從3月底到8月中旬，省委連續召開了蚌埠、蕪湖、巢湖和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在這些會上，省委個別領導給雙包到戶扣上了“經濟主義”、“機會主義”、“工團主義”等大帽子。并威脅說，遲早有一天要算他們的賬。
就在這關鍵時刻，在巢湖會議上省委領導給我看了鄧小平同志《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內部談話。談話旗幟鮮明地支持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干。他說：“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了面貌。”這個談話，在我國農業面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撥開了迷霧，指明了方向。我迅速向各縣委書記作了傳達。滁縣地區的大包干責任制，迅猛發展，繼續破浪前進！1980年8月份在省委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由于受蚌埠、蕪湖、巢湖會議的影響，會議基本上是“一邊倒”，形成了對“雙包到戶”的圍攻之勢。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站出來講話。我列舉了來安、定遠、鳳陽等縣實地調查的數字，說明增產最高的是雙包到戶，次之是雙包到組，增產不多、平產或減產的是堅持“大呼隆”的生產隊。結論是“隊不如組、組不如戶”。我懇切要求，由于滁縣地區“雙包到戶”的面很大，而且還在發展，實踐證明是能夠增產的，希望能得到上級領導的支持，繼續完善提高。如果上級領導不同意，那就請上級正式發個文件，進行糾正，我作為共產黨員、作為下級，服從就是了。不要像現在這樣，今天這里批，明天那里批，施加壓力搞得人心惶惶，整天提心吊膽。我已準備被撤職，但問心無愧，對得起黨，對得起老百姓。
由于分歧很大，最后省委書記處書記顧卓新同志建議把小平同志那篇談話念一遍，作為會議的總結。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會議爭論很大，發生了“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由于鄧小平講話了，終于在中央委托國家農委由杜潤生領導起草的代擬稿基礎上形成了共識。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雙包到戶”終在中央文件上列上了一個戶頭。
 1982年開始。中共中央連續5年每年都發一個有關農業和農村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雙包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中國的改革終于率先在農村突破。它像一股浩蕩的春風，迅猛地吹遍祖國大地，到1983年全國大包干到戶的生產隊達到了95％以上。黨的十二屆八中全會，強調把家庭承包制“作為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1993年3月，全國人大正式通過決議，把家庭承包制正式載入我國憲法。
（詳細內容可查看10月30日《農民日報》作者王郁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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