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釣魚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的著名反病毒專家、國家高級工程師、北京江民新科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江民的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這位中關村最富傳奇色彩的知識英雄，從此成為大眾永遠的懷念。
王江民的突然離去，留給人們無盡的追思，同時也讓沉寂已久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健康風險問題，再次回到人們的視野。
過勞死、猝死頻發，敲響中青年知識分子健康警鐘
“我們在沉痛悼念王江民這位中關村知識英雄的同時，也應該更加關注知識分子特別是中青年高級知識分子的健康風險問題。”談到中青年知識分子猝死這一話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湯兆云博士如是對記者表示。
在湯兆云看來，之所以要更加關注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風險問題，是因為中青年知識分子所代表的中青年高級專業技術人才，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的生力軍和主力軍。
在對湯兆云的采訪中，記者明顯感受到了這位致力于人口學研究的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深度憂慮。
或許，下面這個沉痛的過勞死、猝死名單，能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湯兆云的擔憂。
第一位廣為人知的猝死的知識分子，是1982年突然離世的43歲的光學專家蔣筑英。
而近些年來，就先后有：32歲的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學者蕭亮中猝死。36歲的清華大學電機與應用電子技術系講師焦連偉猝死。 46歲的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煥猝死。36歲的浙江大學數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何勇猝死。38歲的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胡可心猝死。37歲的上海中發電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南民猝死。44歲的復旦大學博士生李開學猝死。……
北京朝陽醫院—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胸外科主任醫師李輝在媒體上撰文對過勞死和猝死從醫學角度進行了分析：過勞死與一般猝死幾乎沒什么不同，但其特點是隱蔽性較強，先兆不明顯。過勞死指的是長期慢性疲勞后誘發的猝死，在許多發達國家被稱為職業病。
李輝指出，從目前送到他們醫院搶救的病人來看，過勞死的病人呈上升趨勢，而且以知識分子、精神勞動強度和壓力過大者居多。過勞死的前五位直接死因是：冠心病、主動脈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腦出血。
“不斷頻發的中青年知識分子過勞死、猝死事件，已經敲響了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警鐘。”湯兆云對記者強調。
令人擔憂的中青年知識分子亞健康狀況
在中關村某IT企業工作的楊意，每天回家的感覺就是一個字——累。清華大學博士畢業的他，雖然現在有著近20萬的年收入，但仍然感覺壓力很大。
他對記者坦言，壓力主要來自于自己所從事的行業是一個知識更新快速和社會競爭十分激烈的行業，加班工作是常有的事情。
“平均算來，每天工作時間怎么也得上十個小時吧。”楊意無奈地告訴記者，“哪個周末睡覺能睡個自然醒，對我來說就是挺幸福的事了。”
前一段時間，楊意整天感覺暈暈沉沉，總有睡不完的覺，在父母的催促下，他到醫院做了個常規體檢。拿到體檢結果時，醫生對他說的一番話，讓他驚出一身冷汗。
醫生告訴他，雖然他的體檢結果沒有查出機體器官的質性病變，但他的身體機能卻出現了明顯的過早衰落。醫生用一個簡單的比喻告訴他，就是他現在是33歲的年紀，大約45歲的身體。
世界衛生組織將機體器官無質性病變，但是有一些功能改變的狀態稱為“亞健康狀態”，即人體健康和疾病之間的臨界狀態。
按照這一標準，楊意的身體狀況就是非常典型的亞健康狀況。
而楊意并不“孤單”。隨著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來自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壓力日漸增加，知識分子的亞健康現象已相當普遍。2006年對全國10個主要城市居民的營養與健康現狀調查發現，有15%人口屬于健康、15%屬于非健康、70%屬于亞健康。調查還同時發現，腦力勞動者高于體力勞動者，高級知識分子、企業管理者的亞健康發生率超過了70%。
“這一比例非常可怕，這一現象也十分令人憂慮。”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人才學研究所所長胡躍福研究員告訴記者，“在現有的醫療條件下，對于那些有明顯病癥的中青年知識分子，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醫學篩查，用對癥下藥的方式解決問題。但對于這些高比例的、處于亞健康狀態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卻很難找到立竿見影的解決問題方式。”
“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必須先找出導致中青年知識分子出現高比例亞健康狀況的原因。”胡躍福對記者強調。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杜本峰有關《中年高級知識分子的壓力狀況分析》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揭示了其中的原因。杜本峰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年高級知識分子中感到有工作壓力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近30個百分點；中年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壓力程度也大大高于普通人群。
杜本峰的研究成果還表明，壓力是影響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強大的壓力不但給人們的身體健康帶來了不同程度危害，也對人們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的影響，進一步影響著人們與家人、朋友、鄰居間的社交活動，在“中年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健康狀況調查”中，43.5%的調查對象認為身體健康狀況妨礙了與家人、朋友和鄰居的交往，有41%的調查對象認為情緒問題妨礙了與家人、朋友和鄰居的往來。從數據中還顯示，13.0%的被調查對象感到工作過度，59.8%的人感到身體透支，57.4%的人對生活感到有壓力。
因此，對壓力這一影響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風險因素進行管理干預，已是擺在個體和各級組織面前的重要課題。
預防為主，科學化解中青年知識分子健康風險
“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知識和健康意識并不一定與他們的專業知識素養和知識水平成正比。”胡躍福對記者表示，“有時甚至還成反比，對于個別中青年知識分子而言，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是教授，但在身體鍛煉和健康意識方面卻是不折不扣的中學生水平，因為他們連鍛煉的基本意識都沒有。”
作為國家建設中堅力量的中青年知識分子，通常擔負著重要的科研任務，擔當著重大的社會責任，如果整個群體長期大范圍處于亞健康狀態，顯然不利于國家的長遠發展。
中青年知識分子的猝死雖然都是以個案的形式呈現，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偶然性的背后隱藏著必然。猝死總是要經歷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它本身就是身體過度勞累、精神長期高度緊張的產物。
胡躍福認為，身體跟機器原理類似，需要定期保養和維護，這樣才能盡可能地減少意外事件的發生。因此，科學化解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風險，必須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
“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風險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一種潛在的社會危機，有一個長期潛伏和孕育的過程。”湯兆云對記者強調，“如果對風險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一旦時機成熟，隱性的風險便會轉化成顯性的危害。因此，預防對控制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風險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世界衛生組織也認為，人類的健康保障順序首先應是預防保健，其次是基本醫療服務，最后才是住院和大病服務。后者屬于人類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經濟成本最高的保障防線。
我們也欣喜地看到，近年來，各級政府部門和相關管理機構越來越重視知識分子的健康風險控制和預防保健工作，很多單位都開始為他們提供免費年度例行體檢。
“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要從根本上化解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風險，還得靠中青年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本身。因為人的健康和壽命70%取決于本人，取決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湯兆云最后對記者強調。(記者 曹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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