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大多想以仕途為依歸，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甚至擁有了施展政治抱負的空間，也終無建樹；有的滿腹經綸，甚至初露政治才干，但卻沒有機會或身不由己，終以文人學者名世；有的因主客觀條件具備，得以風云際會，遂成為政治集團中的重要智士或頗有建樹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命運如此同途殊歸，拋卻客觀因素不論，其主觀上大體緣自政治器識上的差異。所謂政治器識，應該包括觀察事物的敏銳眼光，判斷時事的深刻洞見，處理人際關系的練達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動能力，等等。
關于文人秀才搞政治的毛病，毛澤東曾有兩次鮮明的論說。1959年6月，他同吳冷西談及《人民日報》工作時說：新聞工作，要看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沒有要點，言不及義。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1975年又同身邊工作人員講：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為秀才有兩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秀才誰也看不起，文人相輕嘛。兩次所談，直指一些知識分子所缺少的政治器識。
掌握了知識，不等于擁有了智慧和才華；擁有智慧和才華，也不等于就具備了政治識見和謀斷能力。從知識分子到政治家的轉變，需要機緣，更需要主觀的努力和實踐的礪練。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須有某種自覺，培養出必備的政治器識。宋代有個叫劉摯的學者，曾官至尚書右仆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經常告誡晚輩，“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意思是知識分子應該把器度與見識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稱作文人，就沒有什么值得顯揚于世的了。他是把文人秀才和從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從《宋史》里讀到劉摯這番話，感慨萬千，在一封拒絕為他人去世的母親寫傳記的信中說：“仆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于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
毛澤東比較賞識的知識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談到的這類人：“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系，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系，并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說明革命各個方面的內部聯系并提升為理論，不是普通知識分子所能為，非有政治器識不可。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從政，縱使以理論見長，也需要著眼于時代精神和現實需求，懂得社會實際的情形，具有社會實踐的經驗，才能創造出可以指導實踐的理論。對此，毛澤東1958年6月說的一句話切中肯綮：“單從學院中過來的哲學家大都不行，必須務點實。馬克思因為是搞革命的，才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大政治家，毛澤東早年既研讀和崇尚過宋明理學和心學，也研讀和崇尚過明清實行之學。像顏習齋提倡的“要在行字著力”，以及“試觀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多愚，多讀更愚”之論，毛澤東是知曉的。他在《實踐論》中多次提及“知行”問題，強調既要知，也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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