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學說和文化領導權理論
|
|
導讀：葛蘭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領導參加反法西斯斗爭，被捕入獄達十年之久，最后被摧殘病亡于獄中。鐵窗之中，他反思革命實踐的經驗教訓，創造性地闡釋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留下32本“獄中札記”，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先河。葛蘭西曾經指出，他在監獄中從事研究的出發點是為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功能進行考察，有機知識分子學說和文化領導權理論是葛蘭西有代表性的思想。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生于1891年1月23日，卒于1937年4月27日。葛蘭西出身貧寒，早年奮發求學，后走上職業革命家之路，領導意大利革命群眾“走俄國之路”，1921年1月21日參加創建意大利共產黨，1922年5月作為意共代表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墨索里尼法西斯集團奪取了國家政權后，葛蘭西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國領導意共開展反法西斯斗爭。1926年11月不幸被捕，十年有余的牢獄歲月摧垮了他的軀體但沒有挫折他的斗志。他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怒斥法西斯分子：“你們把意大利引毀滅，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挽救它。”在監獄中，葛蘭西雖受盡折磨凌辱仍堅貞不屈，憑籍堅強的意志研究革命理論，結合對意大利革命實踐經驗的反思，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創造性的闡釋與發展。葛蘭西在監獄中將自己的思想用札記的形式記載下來，其內容涉及政治、哲學、歷史和文學。二戰之后，葛蘭西的思想被整理成書為32本《獄中札記》，成為意大利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更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先河。
葛蘭西既是身體力行的共產主義戰士，又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說：“無產階級的解放是一個艱苦的事業，只有堅貞不屈的人才能勝任，只有那些在人們普遍感到悲觀失望的時候能夠保持不屈不撓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鍛煉得堅如刀劍的人，才配稱為工人階級的戰士，才配稱為革命者?！弊鳛橐獯罄伯a主義運動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先驅，葛蘭西值得后人尊重敬仰和學習研究。在他去世70周年之際，簡要述說其有機知識分子學說和文化領導權理論，既是為了表達對這位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執著探索者的紀念，更是為了挖掘其深邃思想所包含的現實啟示。
西方知識分子理論豐富多彩，那時最著名的當屬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提出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理論。這種理論認為，那些經受教育而擁有系統知識、專事智力活動的人就是知識分子，他們超然于社會各階層之外，是自由漂浮的群體，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從屬于任何階級和政黨，獨立地擔當社會良知的職能。
葛蘭西不同意這種理論分析。他反對從事腦、體、勞動的差別作為認定是否是知識分子的最終標準，而主張要在具體的社會關系的總體中來認識知識分子，分析和確定其社會地位、社會屬性，理解和把握其獨特的社會職能。葛蘭西揭示了一個普遍的社會事實，就是我們任何人都從事著特定的職業活動，最終又進行著某種形式的智力活動。這種智力活動歸根到底有助于支持或改造一種世界觀?！懊總€社會集團既然產生于經濟社會原始的基本職能領域，它也同時有機地制造出一個或多個知識分子階層，這樣的階層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社會與政治領域將同質性以及對自身功用的認識賦予該社會集團?！保ò矕|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按照曼海姆的智識活動者定義，必然得出“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的結論。（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4.）其實，行使葛蘭西所述知識分子職能的人才是形成特定的社會階層的知識分子，葛蘭西認為這種特定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必然來自并代表某個階級或社會集團，是后者利益和世界觀的“代理人”。建立在這樣的分析基礎上，葛蘭西提出“有機的知識分子”范疇，并指出如此說來“知識分子”恰恰就是上層建筑體系中的“公務員”。（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7.）
然而，傳統知識分子并不自覺或不承認知識分子的“有機性”。他們自視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力圖憑借文化的持續傳承而顯示保持相對穩定而又“獨立”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歷史的（突出的是文化的）連續性，加上科技文化不發達，使得從表面現象上看來，這樣的人似乎可以超越具體的社會和階級而獨立存在。于是，傳統的知識分子形成一種特殊觀念：往往自認為不受其它社會力量的牽制，并且獨立于統治集團而自治，在社會空間自由往來。葛蘭西把這種觀念稱之為“行會精神”（espritde corp）。他進而分析到傳統知識分子的這種自我認識和評價，使得他們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影響，極易呈現唯心主義和社會烏托邦的色彩。葛蘭西并不否認歷史的、文化的連續性，但他更深刻地揭示并突出強調了知識分子必然地與某個階級、某個社會集團相聯系的“有機性”。他舉例分析說，典型的傳統知識分子如教士，從經濟政治諸社會方面來看，可以看作是屬于與有土地的貴族有機結合在一起的知識分子。葛蘭西指出，“可以看到，每個新階級隨自身一道創造出來并在自身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是新的階級所彰顯的新型社會中部分基本活動的‘專業人員’?！保ò矕|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2.）
這樣說來，對于肩負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當代無產階級來說，新型的、本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造就就是一項莊嚴的歷史使命。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形成，一方面依靠無產階級本身的培養，另一方面，傳統的、非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轉化也十分重要。結合葛蘭西的有關論述，可以認識到知識分子非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轉變和無產階級世界觀的確立是這一方面的根本和關鍵。
為了彰顯知識分子的“有機性”，說明其社會職能，葛蘭西對“上層建筑”進行研究，他認為上層建筑分為“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兩個層面，前者即“私人的”組織總和，其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集團行使著對全社會的領導職能；后者即國家，在政治社會中，合法政府行使著強制性的“直接統治”的職能。知識分子行使的是市民社會的領導權和政治統治的下級職能，并且這種職能上的高低層次對應著知識分子的知識和智識活動水平層次。
“市民社會”原系黑格爾提出的一個范疇，指家庭成熟并解體后，家庭成員走向社會，在社會中每個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與他人形成相互依賴的關系?！耙虼?，就產生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絕對的相互依存，每個人都用所有共享的人作為手段來滿足他的需要。這種獨立的人的相互依賴的狀態就是市民社會”(W.T.斯退士：黑格爾哲學[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373.)。在馬克思看來，市民社會是經濟關系的整體，而葛蘭西則注重其文化功能，即作為在文化領域傳播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組織和手段。
葛蘭西對比了東方社會和西方社會不同的社會結構，指出在東方如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尚處于原始的萌芽狀態。在西方，市民社會則十分發達。在資本主義化的國家里，市民社會足以能夠承受經濟蕭條和危機的打擊，成為抵擋內外異己力量、破壞力量的中堅。葛蘭西曾有一套著名的比喻。他把市民社會比作資本主義自救戰爭中的塹壕體系，當猛烈的炮擊似乎已挫敗了它的全部防御時，實際上被破壞的只是外圍工事，就是國家機器。當發動沖鋒時，進攻者會發現他們依然面臨著一道堅固的防線——市民社會。市民社會首先在西方社會成為上層建筑的內核。市民社會是由多元民間組織組成的，其中某個組織或集團居于相對的主導地位，從而構成這個組織或集團對其余人的領導。這種領導權不僅表現在經濟政治方面，更表現在意識形態、文化、道德方面的領導地位。與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不同，“領導權”建立在“贊同”的基礎之上，對其他社會集團發揮著“指導”而非“統治”的作用。這就是市民社會的特征，從而構成政治社會的基礎。知識分子主要在市民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維護統治集團對全社會的領導。葛蘭西指出：“知識分子和生產領域之間的關系，不是基礎性的社會集團所有的那種直接關系，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個社會組織和復雜的上層建筑所‘中介’的，準確地說，知識分子正是上層建筑的‘職能者’”(Davidforgacs：葛蘭西讀本[C].倫敦版，1988.304.)知識分子在上層建筑中的職能，就在于使國家的政治統治和社會領導能夠順利實現，它保證廣大民眾“自愿地”認同統治集團所提供的社會方向，并把對異己者的強制“合法化”。葛蘭西認為并非一定要訴諸武力才能取得和維護統治地位，關鍵是掌握“文化上的領導權”和“政治上的領導權”。意識形態——文化上的領導權比政治上的領導權孰輕孰重、孰先孰后要視國情而定。葛蘭西認為，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要用“陣地戰”的策略逐步破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文化上的領導權，由無產階級來取而代之，然后在可能的適當的時候順利掌握國家權力。而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后，仍然要十分重視對市民社會的領導。這樣，知識分子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他們通過傳播強化所屬階級的世界觀，團結所有其它階層，為本階級領導權的取得和鞏固，為破壞舊社會和建設管理新社會起著整體的也就是“有機的”關鍵作用。
至此，葛蘭西特別提出要深刻認識文化領導權及相關戰略、策略問題與社會經濟基礎的內在聯系。他反對把爭取文化領導權與直接的經濟與政治斗爭對立起來。他說：“認為具體提出領導權的問題就是讓尋求領導權的集團服從，這是不合適的。毫無疑問，考慮被領導集團的利益和傾向是獲得領導權的前提，必須達成一定的折衷平衡——換言之，領導集團應當做出某種經濟社團性質的犧牲。但是，同樣無疑的是，這些犧牲和折衷的做法都不能觸動根本；因為盡管領導權屬于倫理政治的范疇，它同時也必須屬于經濟的范疇，必須以領導集團在經濟活動的根本中心所執行的決定性能為基礎?！保ò矕|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24）
這樣看來，從戰略意義上看，葛蘭西理論思考的終極指向并非文化的、理論的，而是政治的、實踐的。葛蘭西的戰友陶里亞蒂曾經指出，葛蘭西理論活動與政治活動的中心議題乃是“工人階級成為整個國家生活的領導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方式”問題。（陶里亞蒂：陶里亞蒂論葛蘭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8.）對葛蘭西來說，“文化領導權”主要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它是葛蘭西政治戰略的一個階段性目標，其最終指向則是政治領導權問題?！拔幕I導權”作為一種政治策略，既是總體性革命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奪取政治領導權的一種手段。
所以，有的西方學者分析說，“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和為贏得領導權所做的斗爭，以及領導權在國家政府中的中心作用，把工人階級和‘受教育’階級的關系問題放置在共產黨議事日程的首位”（Anne Showstack Sassoon：葛蘭西研究[C].倫敦版，1982.45.）。的確，雖然葛蘭西注意到傳統知識分子的轉變問題，但他更強調必須優先培育新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指出“任何在爭取統治地位的集團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為同化和‘在意識形態上’征服傳統知識分子在作斗爭，該集團越是同時成功地構造其有機的知識分子，這種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保ò矕|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5-6.）
在如何造就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葛蘭西有兩點思想特別突出。
首先，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知識分子隊伍建設一體化。葛蘭西認為，有機范疇的知識分子和傳統范疇知識分子的差異就在于前者往往以政黨的特定形式從事市民社會的領導活動。而一切社會集團的政黨的作用，也就是在市民社會中行使與國家同樣的職能，為此就要把本集團有機的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在完成其本身職能過程中，把他們轉變和培養成合格的政治知識分子、領導者以及一個完整社會（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所固有的一切活動與職能的組織者。葛蘭西認為政黨有三個基本要素：一是由平凡的普通人組成的群眾，他們的作用不在于首創和組織能力，而在于他們的紀律性和忠誠，這是黨賴以存在的基礎；二是需要黨的核心力量把群眾組織起來，黨的核心力量具有強大的組織能力和生存發展能力；三是中介性的，它使前兩個要素結合起來，使他們不僅在物質上，而且也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建立聯系。只有通過大量的教育、宣傳和鼓動，工人階級才能成為真正提高覺悟和認識，在道德和精神層次上結為一體，因此，中間要素只能由知識分子擔當。因此，具有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的知識分子應當被視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核心。而從整個政黨的使命要求上看，葛蘭西提出“政黨的所有成員都應該是知識分子”。
其次，新型知識分子要在生產勞動、社會實踐中成長，最終確立新的革命世界觀。如前所述，葛蘭西沒有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別作為區分是或不是知識分子的標準，而是認為成為知識分子須經實踐磨練到樹立新世界觀。下面兩段文字足以表明他的思想主張：“建立新的知識分子階層問題，在于對每個人的某種程度上的智力活動予以批判性改造，使它與筋肉—神經活動達到一個新的平衡，保證使筋肉—神經活動本身成為新的完整的世界觀的基礎。因為，筋肉—神經活動本身便是不斷更新自然和社會的總的實踐活動的組成部分?！保ˋnne Showstack Sassoon：葛蘭西研究[C].倫敦版，1982.64.）因此，葛蘭西指出“成為新知識分子的方式不再取決于侃侃而談，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暫時的動力，要積極地參與實際生活不僅僅是做一個雄辯者，而是要作為建議者、組織者和‘堅持不懈的勸說者’（同時超越抽象的數理精神）；我們的觀念從作為工作的技術提高到作為科學的技術，又上升到人道主義的歷史觀，沒有這種歷史觀，我們就只能停留在‘專家’的水平上，而不會成為‘領導者’（專家和政治家）”(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5.)。葛蘭西心目中的新知識分子就是樹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有專業知識的人，就是“專家＋政治家”。從參與生產實踐到形成無產階級世界觀，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的必由之路。
復述葛蘭西的理論，當然并不是要說明他的思想絕對完善、絕對正確、無懈可擊。但是，當我們力圖克服時間、文字、國情、思維方式等一系列障礙來發掘葛蘭西的思想時，發現他的知識分子理論和文化建設觀點，與中國共產黨的幾代領袖的相關主張頗具相通之處。從毛澤東提出“造就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到鄧小平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和實現干部“知識化”“專業化”到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本文不想再做詳細的比較論述和嚴肅的剖析對比，實際上已經看到葛蘭西知識分子學說的可貴與可取之處，于此謹希望它能對我們的有關工作和理論研究帶來些許啟發。（陳鋒 中國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