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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制度建設60年歷程及其對廉政文化建設的啟示
關鍵詞： 反腐倡廉 反腐 倡廉 廉政文化建設 廉政文化 建設 改革開放 陳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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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建設反腐敗的路徑選擇反思
歷史地看，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執政后的反腐倡廉建設，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特別強調黨要繼續保持發揚優良傳統和作風，防止執政后被糖衣炮彈打垮。新中國建立后，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加強黨風黨紀和反腐倡廉建設方面，走的是加強學習教育或開展群眾運動的路徑。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從“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中認識到，再也不能用大規模群眾運動和階級斗爭的方式開展反腐敗斗爭，因此，通過制度建設反對腐敗成為一個特別受重視的選擇。
1980年，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他認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他特別強調，克服這些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2-333頁）
黨的十二大以來的歷次全會，都把反腐敗作為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這些口號表達了黨和國家反腐敗堅定決心。十四大以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利益格局重新調整，腐敗現象走向高發和多發時期。為了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反腐敗要求，1993年初合署辦公的紀檢監察機關把制度建設作為重中之重，倡導以制度建設來鏟除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而不能僅僅局限于思想教育和作風建設。
通過思想教育和作風建設，增強抵制腐敗的自覺性，來預防自身腐敗，是黨的優良傳統，永遠值得弘揚。但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艱巨任務，帶來執政者面臨復雜而嚴峻的考驗，決定了反腐敗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作為執政黨，反腐敗斗爭就要處理如何防止和抵制干部權力“尋租”以權謀私問題。不反腐敗，就經受不住考驗、站不住腳跟；用群眾運動、政治運動反腐，就會影響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單靠教育和干部自律，成效也不明顯；西方的權力制衡模式也不可能是中國政治現實的最佳選擇。因此，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有效合力和良性機制，才是最好的正確戰略決策。制度建設是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
這其中包含的意義應當是，制度是極其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制度和制度建設不是唯一的，更不是萬能的。任何制度最終要落實到具體的個人，包括制度控制的對象和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而人本身和人的行為是相當復雜的，不可能一勞永逸地依照某種法規、制度就可以有效管理。制度治理確實能夠體現出穩定、標準單一等優勢，但同時卻也容易滋生一些相對負面的東西，比如長期的“制度至上”或者過于繁多的制度，往往容易導致一種相對異化的人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很容易陷入一種對象化的應對狀態，而不是交流和對話的狀態。而且，即使非常嚴格、完善、周密的制度設計，也無法避免一些人刻意地鉆空子。應該看到，因為制度繁多而產生的逆反心理和變態心理，在現代社會已經有所顯現。更應該看到，建設反腐倡廉懲防體系，除制度之外，還有不少其他有效的規范性因素存在，比如道德，比如社會習俗，比如社會責任。因此，我們在重視制度作用的同時，也應該注意發揮這些因素的積極作用。（參見阮占江：要制度但不要制度萬能，工人日報2004年3月18日）值得一提的是，反腐敗斗爭要培養每個公民的廉政意識，形成國民崇尚廉潔的整體政治素養和社會政治文明風尚，這是制度建設和實踐的最重要的條件。因此，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要大力加強廉政文化建設。我們要認真努力地開展社會主義廉政文化建設。（陳鋒專欄 作者單位：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