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的“對立面”，使晚年毛澤東確立了改造舊知識分子、培養“又紅又專”新人的文化政策
毛澤東畢生手不釋卷，博覽群書，涉獵古今中外人文社會學理，養成了深厚的理論造詣。到了晚年，毛澤東熟讀中國經典古籍，從經史子集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思想啟發，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嫻熟和運用，可謂爐火純青。另一方面，他一生也沒有停止過研讀西方文化書籍。“毛澤東更多的涉獵西方哲學書籍，當是在延安時期和建國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見外賓的談話中，毛澤東說他讀過古希臘名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他還說，德國哲學家、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第一個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識的反映。他的書必須看。當然，黑格爾的書也必須看。列寧說，不讀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書，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也應該讀唯心主義的書。我是相信過康德的。不讀唯心主義的書、形而上學的書，就不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這是我的經驗，也是列寧的經驗，也是馬克思的經驗。” 很顯然，晚年毛澤東把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更多地是當作“反面”的供批判用的東西的。在一次對黨內干部的講話中，他說：“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
通過批判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這是晚年毛澤東為之奮斗的一項事業。在一屆政協開幕詞中，他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1954年，毛澤東在一屆人大上明確提出：“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程度的偉大國家。” 1957年，他又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是毛澤東的文化建設藍圖，因此對知識分子寄予厚望。新中國成立，人民政府對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方針，給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安排了適當的工作和職位。1950年國家通過《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把工程師、教授、專家、教師、記者、編輯等以工資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腦力勞動者劃歸工人階級。從1951年9月至1952年秋，就實行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清算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改良主義。1956年初，中央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召開了知識分子會議，明確宣布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毛澤東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旋即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推動新中國的現代化和文化建設。
與此同時，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化任務。八大召開之際，毛澤東提出今后要努力爭取將中央委員會從政治中央委員會轉變為科學中央委員會。緊接著毛澤東向全黨干部提出“又紅又專”的要求，他說，“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我們各行各業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 另一方面，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造就宏大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任務，他說：“為了建成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支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全體人民，都要懂得這個任務，人人都要努力學習。有條件的，要努力學習技術，學習業務，學習理論，造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新部隊（這個部隊，包含從舊社會過來的真正經過改造站穩了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這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新部隊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 引人深思的是，在毛澤東心目中，新型知識分子和作為中國現代化領導力量的黨員干部要有共同的標準要求，這就是“又紅又專”。他指出：“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 這都足見毛澤東對新型知識分子形象和作用的殷切期望。
或許是整風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西化言論使毛澤東深感不安，再加上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痛心疾首，還有受國際國內嚴峻的政治形勢的影響，毛澤東越來越認為，在社會主義還未建成的歷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的斗爭，即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而知識分子非“紅”的資產階級思想和立場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異常危險之源，因此，知識分子世界觀的轉化是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所在。1957年3月，毛澤東主要從當時知識分子解放前受教育的性質著眼，提出知識分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觀點 ，從而把當時的知識分子當作了思想政治領域革命的對象，把思想政治領域的革命納入到了“不斷革命”的邏輯中。1958年1月，毛澤東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闡述中國的“不斷革命論”。他說：“我們革命的步驟：1.奪取政權，把敵人打倒，這在1949年就完成了。2.土地革命，民主主義的，1950年--1952年3年基本完成了。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會主義的，現在將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1955年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 4.思想戰線上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整風運動，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還要搞。5.還有技術革命。1--4都屬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性質的。……技術革命是屬于生產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問題。……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在技術革命方面，著重搞好技術革命。”
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如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就實現了“真正大紅”，這實際上是最為深刻的“文化革命”，于是對知識分子采取團結、利用、改造，其中重點是改造。但是，這種政策在施行中卻演變成把知識人作為“斗、批、改”的對象，開展了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直至發生“文化大革命”。因此既妨礙了黨員干部的知識化，又嚴重傷害了知識分子的生長，而且忽視了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興起的科技革命潮流，忽視了發展生產力，從而喪失了中國科技文化革命的最好時機。
能夠看出，至遲到1956年，在毛澤東的觀念中，馬克思主義早已實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超越，舊知識分子即那些載負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人，當然應該是被改造的對象。此項改造是與培養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一道進行的，毛澤東是想通過塑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從而產生出中國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為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建成中國社會主義提供人力保障。動機是好的，方法是錯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文化理念是片面；方向是準確的，步驟是激進的。因此，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與建設理想沒能實現。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拋棄其中包含的遠見卓識。（陳鋒 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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