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使毛澤東提出“文化革命”的戰略思想，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團結和使用進步知識分子
建黨以來毛澤東成為職業革命家，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他的思想信仰。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重新審視文化問題，確立了自己的文化觀，這就是“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應，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毛澤東在實踐中履行馬克思主義的徹底革命論邏輯，其中經濟的和政治的革命是基礎，文化的革命則是前面兩者的必然要求，所以，“文化革命”從此成為他文化思想的核心理念。“我們共產黨人，多少年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聯系革命階段論和轉化論，他領導的中國革命首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毛澤東提出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建設“民族的”（用于反帝）“科學的大眾的”（用以反封建、迷信）的新文化綱領。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為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毛澤東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解答了文化革命的對象和革命文化的資源以及新文化建設的方法。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里，舊禮教舊思想舊儒學是封建主義的文化，應該加以革除。但是，也不能把中華民族的文化直接等同于封建文化而全盤否定和拋棄。第一，從形式上說，“我們必須尊重歷史”，“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因此，“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第二，從內容上看，“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第三，從方向上論，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于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對于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毛澤東進行了一分為二的分析和剝離。他指出，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及其在中國滋生的“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是中國封建文化的反動同盟，“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而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力量對于封建主義還占優勢的中國來說，是比較進步的，因此“在觀念形態上作為這種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毛澤東強調指出：“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以的新觀念形態，所謂的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 因此，它們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同盟軍。毛澤東旗幟鮮明而又不失幽默地指出，新文化革命是以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為“盟長”，以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為“盟員”，向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的英勇的進攻；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組成部分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就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戰略思想。
在文化建設策略上，毛澤東采取了嚴格區分、分別對待的政策。作為居于領導地位的思想，要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把它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的立場觀點方法，但是不能等同于新民主主義的國民文化。在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關系上，毛澤東認為新文化要體現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因此對于外國文化一分為二：“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行聯合，建立相互吸收和相互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一方面，毛澤東認為吸收外國先進文化這項工作以往“還做得很不夠”，“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個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這樣的“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的工作，還必須與中國實際“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并且要“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
正是把文化革命作為中國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一般把知識分子視為小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動力和同盟者之一，加以團結和使用。他指出：“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 他與黨內排斥知識分子的左傾錯誤作了堅決斗爭，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并且確立了進步知識分子是“不剝削人而又受人剝削的腦力勞動者”，實屬“勞動人民” 的政策界限，還告誡全黨對于知識分子，除去極少數堅決的反革命分子外，“必須分別情況，加以團結、教育和任用”。 同時也提出了“使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化，同時實現起來”的口號。
但是，毛澤東認為非共產黨知識分子畢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 很顯然，他對非馬克思主義思想文化資源的認知已經有了牢牢的政治功能框架。新中國誕生前夕，一些“民主個人主義”知識分子迷戀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標榜“第三條道路”，毛澤東對之集中展開了淋漓盡致的批駁和循循善誘的說服，指出他們的政見是空想，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原因在于他們沒有認清包括美國在內的帝國主義，通過一百多年的經濟政治乃至精神侵略，阻塞了中國正常的發展航道的歷史本質，沒有認清社會主義是中國唯一的發展前途的歷史趨勢。而新中國建立之后，結合新的歷史任務和新的理論分析，毛澤東首先發動了對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和改造運動，這種政治運動的對象顯然是舊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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