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出現了許多現有的理論不能解釋的現象，給了我國的經濟學家許多理論創新的機會
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我應邀寫了一篇《本土化、規范化和國際化》的慶祝文章，在文章里我提出中國經濟學家如能以規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本土的問題，取得的成績就會是能夠對經濟學科的發展做出貢獻的國際化成果。同時，我還預測21世紀很可能迎來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時代。現在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對這個預測的實現更加充滿信心。
和任何社會科學的理論一樣，經濟學理論本身是一個用來解釋現實經濟現象的簡單邏輯體系，一個理論的重要性不能從其邏輯本身，而只能從其所要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來判斷。現象越重要，能夠解釋這個現象背后因果關系的簡單邏輯體系就是越重要的理論；能夠從重要的新現象提出新理論的經濟學家，就會是引領國際經濟學界新思潮的經濟學大師。
中國經濟充滿難以用現有理論解釋的新現象
我國經濟出現了許許多多有待解釋的重要新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年均9.67％的奇跡式增長，是這段時間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經濟本身以及中國的經濟現象越來越受到國際的重視。雖然，我國現在的經濟總量按匯率計算還不到美國的25％，但是，每年的經濟增長率是美國的3—4倍，從經濟增量來說已經和美國不相上下。如果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來計算，我國現在經濟的規模已經達到美國經濟規模的70％以上，因此，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每年的經濟增量已經超過了美國。尤其是過去28年，我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率17.2％，按美元計算，增加了85倍，成了全世界第三大貿易國，通過貿易的聯系我國的經濟影響了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國家。過去幾年國際上主要的報章、雜志，經常以巨大篇幅報道發生在我國的事情，“春江水暖鴨先知”，媒體的這種“中國熱”反映的是我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提升。
不僅如此，理論的創新總是來自于一些新的不能被現有的理論解釋的現象。以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來說，1930年代發達國家出現了經濟大蕭條，不能用新古典供給和需求均衡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于是產生了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到了1960年代出現了滯脹，通貨膨脹并沒有像凱恩斯主義所預測的那樣帶來就業增加和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因此出現了理性預期理論。到了1990年代，經濟學家們又發現政府確實是可以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微調經濟，防止經濟大起大落，因此，又出現了新古代綜合理論和新凱恩斯理論等。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確實出現了許多用現有的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例如，我國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以雙軌制為特征進行，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已經取得了連續十多年快速增長的成果，但是當時國際經濟學界普遍對雙軌制的改革抱著非常悲觀的看法，認為中國經濟隨時會出大問題。那時在國際經濟學界廣為接受的一個看法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雙軌制經濟不如原來的計劃經濟，而且，認為要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進行改革就應該推行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休克療法，理由是根據現有的經濟理論，一個經濟體系有效運行的制度基礎是價格由市場決定、產權私有、政府平衡預算以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經濟學家通常對很多問題存在意見分歧，但是，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姆斯在一篇文章里談到，現代經濟學家對計劃經濟如何進行改革才會成功卻出乎預料地具有共識。但是，中國經濟1978—1990年的年均增長率是9％，1990年到2006年的年均增長率則提高為10.2％，并沒有像當時許多國際經濟學界預測的那樣出現崩潰或是停滯。前蘇聯東歐實行了休克療法，卻沒有像預測的那樣出現經濟快速增長，反倒是崩潰、停滯了，而且到現在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許多國家還未恢復到轉型前的水平，就是績效最好的波蘭，2000年和轉型前的1990年比，國內生產總值也只不過增加了44％，年均增長率才3.7％。
另外，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00年到2002年間，國外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政府公布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假的，爭論的原因是我國從1998年開始出現通貨緊縮，物價年年下降。在國外出現通貨緊縮，一般經濟會非常疲軟，增長速度為零甚至是負的。但是我國政府公布的GDP增長率1998年為7.8％，1999年為7.1％，2000年為8％，2001年為7.5％，2002年為8％，居世界各國之冠。于是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懷疑我國政府公布的GDP增長率的真實性。而且，1997年我國的能源使用下降0.8％，1998年下降4.1％，1999年又下降1.6％，一般認為高速增長時能源使用應該增加，而我國不增反降，更加深了人們的懷疑。幾年的時間過去了，現在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我國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比公布的速度高而不是低。
現有經濟學理論在分析轉型和發展問題上存在根本缺陷
國際上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對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許多現象屢屢做出不正確的判斷，其原因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這些著名經濟學家不懂經濟學，二是現有的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本身有問題。現代經濟學中的許多新理論進展是這些著名經濟學家提出的，因此，他們不可能不懂經濟學，問題應該出在現有的經濟學上。
其實不僅用現有的經濟學理論來分析我國和蘇東的轉型問題存在許多問題，而且，用來分析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問題也有同樣的難處。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獨立，開始自主地追求經濟發展。國際經濟學界里眾人共知的一個事實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按照當時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來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國家經濟都搞得很糟，發展比較好的日本、韓國、我國的臺灣地區的經濟政策從當時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來看是不對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金融危機不斷，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都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指導下按照“華盛頓共識”，也就是現代經濟學里認為有效的市場經濟體系所應該有的制度和政策來進行改革。現在2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根據世界銀行一位前首席經濟學家威廉·伊斯特里在2001年發表的一篇題為《迷失的20年》的文章中，對100多個發展中國家1960—1998年間經濟發展績效的研究發現，雖然這些發展中國家按“華盛頓共識”的要求，平衡了預算，開放了市場，金融自由化了，政策的透明度也提高了，但是，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況并沒有改善，這些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的中位值從上世紀60~70年代的2.5％，降為80~90年代的零；而宏觀經濟的波動在80~90年代大于60~70年代。
中國經濟學家的機遇
任何經濟現象應該都能用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當一個現象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時，此時正是進行理論創新的最好的機會。理論本身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體系，一個理論在其邏輯中僅能保留很少幾個對其所要解釋的現象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最重要的社會經濟變量。在眾多可能有影響的變量中到底哪幾個真正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通常只有長期生活工作在產生這個現象的社會中的經濟學家才能把握，因而各國的經濟學家在構建理論來解釋各自國家的經濟現象時會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便。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經濟規模和在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那么，很有可能像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出在英國，20世紀30年代以后一直到現在，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大部分出在美國那樣，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很有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國。
國內現有的經濟學教育需要理論創新
然而，中國的經濟學家要把機遇變成現實需要克服許多挑戰。現代經濟學在中國是學生選修最多的社會學科，中國學生學經濟學大多以經世濟民為目的。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標志著現代經濟學的誕生，《國富論》探討的就是西方國家富強之道，因此，中國的學生抱著西天取經的態度來學習現代經濟學，希望學得真經回國致力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我國的經濟學教育以向學生系統介紹發達國家現有的經濟學理論為主，許多受過現代經濟學教育的學生，碰到國內的經濟問題時，就試圖從國外現有的理論中去找現成的答案。但是，任何經濟學的理論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一樣，所闡述的因果邏輯都是在一定的前提和限制條件下才成立，并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因此，取回的經即使在發達國家是真經，在我國也很有可能因為社會、文化、發展條件的差異而不適用，而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困境。更何況現代經濟學理論本身也無一不是在不斷的否定中前進，如果我們要取現代經濟學的經回來運用，到底取哪一部經？
“十一五”規劃里強調我國應該進行自主創新，不僅在科技上，在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上，同樣需要自主創新。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現實，了解問題和現象的實質，從現象的背后中歸納、抽象出重要的社會經濟變量，構建能夠解釋中國實際問題背后因果邏輯的理論，只有這種自主創新的理論才能使人了解我國的經濟現實，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
小結：簡而言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出現了許多現有的理論不能解釋的現象，給了我國的經濟學家許多理論創新的機會，研究我國的經濟現實，進行理論創新，不僅能夠使經濟學的教育和研究貢獻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而且有可能迎來引領國際經濟學思潮的大師在我國輩出的時代的到來。（作者林毅夫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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