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鋼：拿工薪階層說事是個誤區
百姓感受的稅收很淺薄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爐的2007“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中國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待這一數據和排行的？
孫鋼：我不知道這些排行的依據是什么，而且他們對中國的情況了解多少。以前
看過一些事務所做的排行，比如他們所說的稅負都是百分之七十、八十多，就像是外行人在講話。他們直接把稅率相加就等于負擔率，這是不科學的。
南都周刊：民眾對稅負的感受，所謂“稅痛”必然包含很多來自生活層面的主觀感受，您如何看待民眾的這種心理？
孫鋼：其實現在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的稅收還是很淺薄的。很多人對自己負擔的稅并不是很清楚。我們中國的稅絕大部分都來自企業，但負擔實際上都是百姓的。比如買東西，東西的價格里都是含稅的，你每天只要花錢就等于向國家負擔了稅款，但由于我們實行的是價內稅，老百姓看不到稅的存在。在國外買東西，任何物品價格下都有一個稅。他們的銷售稅也好，消費稅也好都是實行的價外稅。因而外國人稅收的感覺要比我們強得多。如果要痛苦，他們會感到更痛苦。
南都周刊：有的論者在稅負相同的情況下，納稅人的痛苦感未必就相同；相反，在某些稅收治理條件下，由于納稅人的人格沒有獲得較高的尊重，可能在稅負不高的情況下，納稅人的痛苦感卻特別強烈。
孫鋼：如果老百姓比較理解這個稅種，知道國家收了稅是為百姓服務的話，像北歐一些國家，他們稅收高福利也高，那么他們對此就會比較認同。我們一般認定一個國家的稅負都是用宏觀稅負來衡量，就是一個國家的稅收總額和GDP來比較。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稅負只有18%。在發展中國家中也處于一個偏低水平。
工薪這個概念是很寬泛的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這樣的認識，比如認為我國稅負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內資企業稅負重，而外資企業稅負輕；工薪階層稅負重，而富裕階層稅負輕；中小企業稅負重，而大企業稅負輕。在您看來，哪個階層所承擔的稅負是最重的？
孫鋼：對企業造成直接負擔的是所得稅。外資所得稅會輕，內資所得稅要重，這個別是客觀現實，但我國也沒有超過國際標準。現在喜歡拿工薪族說事這是個誤區，工薪這個概念是很寬泛的，里面有月入幾百元的，也有月入幾萬元的工薪族。這個差距很大，如果籠統地講工薪族是很難說的。工薪族按月發放工資，這個在個人所得稅里占的比例是很高的，國內外都是一樣的。而且國外在其中的比例比中國還高得多。像美國在70%多，我國去年是在52%左右。
我們缺乏富人納稅排行榜
南都周刊：但富人經常通過各種辦法逃稅，造成高收入者納稅未必高，可能來自工薪階層的不平衡感就來源于此。
孫鋼：是的。但目前的稅制是很難制約他的，比如演藝明星，他們的收入都是很高的。但他們簽的協議都是稅后的，交稅的應該是投資方，明星是不用交稅的。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富人把一些生活的開支通過企業來逃脫。這方面的問題是存在的，我們目前的稅法在這方面沒做明確的規定。所以目前所偷逃的都是企業所得稅不是個人所得稅。
其實高薪者納的稅比低薪者多得多。像北京房地產商任志強，一年交個人所得稅兩百多萬，這些人人數不多，但稅收交得多。今年總局有資料顯示，今年按稅率25%納稅的人增長了8%。但按30%納稅的增長了33%。所以不能說高薪收入者方面稅收低繳了，問題出在其他方面。如通過企業走賬、期權，企業家持的股票價值很高，但暫時都沒有兌現。再如現在股市好，但我們對炒股贏利是不征稅的。我們的稅收體制還不完善，需要不斷改善。像對工資外收入的統計，如現在地稅的分區域管轄，北京的地稅局就管不了從北京去上海上課的人。
南都周刊：稅收作為調節財富分配的一種重要手段，在實現社會公正，縮小貧富兩極分化方面，應該達到怎樣的效果？
孫鋼：我們現在在納稅宣傳方面還不夠，沒有所謂的富人納稅排行榜，很多富人納了稅老百姓也不知道，而美國的總統納了多少稅是公開的。這方面應多做披露，在體制和制度等方面還需要完善。稅收的調節作用也是有限的，他的主要職能還是組織收入，并不是有了收入就沒有貧富差距了，它只是一個相對的制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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