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曾瀞漪：美國對中國經貿關系的幾層要求。實際上它就是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會議當中一個核心，關鍵所在。第一個就是中美經濟如何在減少大規模貿易失衡的同時，維持可持續增長？第二個是中國在貿易、競爭和投資方面，能夠進一步開放市場。聽起來它實際上牽涉到中國整個經濟結構改革的問題。不過我們現在首先來關注一下，開放市場這幾個部分。大家外界很關注的就是保爾森從3月、4月到5月這段時間以來，不斷在談，其實也跟他12月談的時候都是一樣，就是希望中國能夠加大開放金融市場。為什么要集中談金融市場？大家都覺得說，這個是中國的弱項，為什么要集中開放這個部分？
胡祖六：這個背景是這樣的。保爾森當財政部長以后，基于他多年對中國了解和經驗，就覺得如果中美關系這么一個兩個大國之間非常全方位的，重要的關系，被一些很具體的狹義的問題來糾纏，比如說人民幣匯率的問題，那么就很難得到突破和發展。那么也就是說，另外就是兩個關系很大的一個風險，就是被一些短期的問題的俘虜，被一些短期問題所牽著鼻子出走，這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上臺以后，基本上把兩國關系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由具體的狹義的問題，比如說人民幣匯率問題，把它變成一個比較更全方位的考慮中美關系的問題。那么第二個把眼前的，短期的問題，也能夠看得更長遠，放在一個長遠的框架里面來考慮。
我想這種，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還存在很多，包括一些學者，或者是評論員、分析員來看，覺得應該是一個對的一個框架，應該充滿著潛力的一種框架。那么就是說，雙方的共識就是說，確實我們有些失衡，那么包括貿易失衡。中國也處于一個非常發展的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就是過去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這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這種成長模式難以為繼。就是因為各種原因的話，我們需要進行調整。那么這個調整的玖，就是說需要很多方面。就是說我們看到，如果單純從貿易不平衡來說，就是說它的歸根結底，從經濟學來說，就是說國內儲蓄遠遠高于國內的投資，才變成這樣的順差。那么中國的投資率，其實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投資率，占GDP可能已經40%以上。
就是說顯然為了經濟成長不是靠更多的投資，怎么說把投資效率能夠提高？那么從這個上面來說，金融的作用就突顯出來，就是說金融體系越發達，越有效率，投資就能更加有效的配置，它的效率才更高。所以我們才需要比較低的投資，把更多的儲蓄來變成消費，變成消費。這樣的話就使經濟的發展更加平衡，在固定投資成長，在消費的成長，還有進出口，就是外貿順差的增加方面，能夠得到一個更好的平衡。
所以我想，保爾森先生把這個金融的改革和發展，或者開放，越來越關注，其實也是跟整個大的背景我想還是緊密的相聯的。當然中國的金融的問題，也就是說由來以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成功。那么過去兩三年，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在這個銀行改革方面大大擴幅，應該說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成效。那么下一步就是說要緊接著怎么在資本市場，各方面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使中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效率，從而創造條件，為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打下非常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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