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資料圖片）
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與廣州市委宣傳部主辦，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獨家承辦的“亞洲金融危機10周年回顧與反思——中國經濟50人論壇廣州研討會”2007年4月15日隆重舉行。會前，記者書面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原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余永定，請他對中國經濟中的熱點問題做了深入、透徹的剖析。
文/記者 孔華
余永定小傳
1948年生，廣東臺山人，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
19歲時開始自學《資本論》，研究經濟學已有整整40年。他從1967年到1970年用了兩年半時間攻讀《資本論》，寫了一本又一本的讀書筆記。1969年~1979年在北京重型機器廠當工人。1979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1988年負笈牛津大學，1994年獲博士學位。1998年任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2000年當選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2004年7月~2006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對中國匯率改革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余永定語錄
捫心自問，數十年來我一直恪盡經濟學人的職守，“對職位、牟利，對上司的恩典，沒有任何考慮”。這里談不上什么崇高動機，我只是對經濟學本身感興趣而已。記得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個人的最大幸福莫過于有一個合乎自己興趣的工作。
余永定心水古文
“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
（王安石《游褒禪山記》）
如何汲取金融危機教訓
勿讓中國成外國投機者“提款機”
房地產泡沫破滅是泰國金融危機重要原因
記者：現在回過頭來，您認為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是什么？對于當今中國來說，有何經驗教訓值得汲取？
余永定：泰國金融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房地產泡沫破滅是重要原因。上世紀90年代前期，泰國的套利交易十分盛行。大量資金通過泰國金融機構流入泰國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由于泰國經濟增長勢頭強勁，人人預期房地產價格將持續上漲，房地產投機猖獗。但是，對房屋（特別是辦公樓、公寓）的需求并未像人們所預期的那樣迅速增長。1997年初，泰國辦公樓的空置率已達21％。位于曼谷商業區的房屋價格下跌了22％。房地產泡沫的崩潰造成金融公司和銀行的大量不良債權。
面對這樣一種局面，國內、外資金不加緊外逃也難。同時，正是由于金融體系十分脆弱，泰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根本無法承受泰銖貶值和利息率上升的沖擊。與此相對照，由于金融體系健全，香港金融管理當局就通過提高銀行間拆借利息率的方法擊退了國際投機者對港幣的攻擊。
此外，在同國際投機資本的角力中失敗，則是泰國金融危機的最后一根稻草。外國投機者對泰銖發起攻擊之后，泰國中央銀行拒絕讓泰銖貶值，而是動用外匯儲備保衛泰銖。事后看來，這是一場毫無獲勝機會的戰斗。如果泰國銀行及早讓泰銖貶值，盡管可能無法避免危機，泰國至少不至于白白浪費掉幾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總之，造成東亞金融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東亞各國發生危機的原因也各有不同。在最近對曼谷的訪問中，泰國的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告訴我，泰國危機應該稱之為“資本項目危機”。國際資本流動方向的突然改變是東亞各國（乃至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共同特征。是否能夠管理好資本流動是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避免一場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的關鍵。
菲律賓是東亞經濟狀況最差的國家，但1997年菲律賓卻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其原因是菲律賓一直就沒有什么外資，因而也就談不上由于外資流入造成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破滅外資急劇流出之類的種種問題了。
泡沫一旦發生必須打下去
關于中國可以從東亞金融危機中所吸取的教訓，在1997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我這樣寫道：“泰國貨幣危機給我們提供的首要啟示是，發展中國家在進行金融改革的過程中，必須高度警惕泡沫經濟的發生。泡沫一旦發生必須堅決打下去，以保證可借貸資金（儲蓄）流入實物經濟部門。實物經濟中的通貨膨脹必須加以抑制，資產價格的膨脹也必須加以抑制。對后者的危害的重視程度絕不應低于前者。泰國貨幣危機給我們提供的第二個啟示是，經濟增長速度應維持在國內儲蓄所能支持的限度之內。一些東南亞國家，特別是泰國，出現了經常項目逆差對GDP之比過高的現象。這必然會削弱國際投資者對泰國貨幣的信心，從而引發一場貨幣危機。泰國貨幣危機給我們提供的第三個啟示是，實行開放的發展中國家必須高度警惕國際游資的襲擊，參與國際一體化的過程必須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我現在仍認為，上述三點是我們應從東亞金融危機中所吸取的主要教訓。中國必須加強對資本跨境流動的管理（但不是不許流動），絕不能讓中國內地成為外國投機者的“提款機”。
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
謹防中國血汗錢以光速回到美國人腰包
記者：您在今年3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維持大量貿易順差和經常項目順差對中國不利，“要警惕國際間的一些經濟權謀！中國必須清楚自己面臨的國際環境，找出正確的對策與國際對手周旋。技高一籌，才能不吃虧。”您能否談談“國際經濟權謀”的具體內容？
余永定：由于美國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一些人就認為，如果中國政府讓人民幣升值就是向美國屈服。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匯率的問題必須由中國政府自主決定。問題的關鍵在于，人民幣升值是否對中國有利（如何升，升多少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升值是合乎中國國家利益的，中國就應該讓人民幣升值，而不管美國是要求還是反對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有利也有弊，但從總體上和長遠來說，利大于弊。人民幣升值對美國也是有利有弊。但很可能是弊大于利。為什么這么說呢？布什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前辦公室主任，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斯威戈爾在一篇文章中揭示了其中的奧妙。針對國會要求對中國對美出口征收27％附加稅的要求，他寫道：“如果真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人民幣被低估了27％，美國消費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國所生產的一切；中國就是在購買美國國庫券時多付了27％的錢。對此，美國人為什么要抱怨呢？不要指望人民幣升值會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就業。人民幣低估確實造成了失業，但那是馬來西亞、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國家的失業。如果中國的出口減速，美國就要從那些國家進口成衣和玩具。”
既然人民幣升值不會給美國帶來好處，為什么美國還要逼人民幣升值呢？斯威戈爾的回答是：美國“決策者知道，大張旗鼓的施壓只能使中國人更難于采取行動”。但這恰恰是奧妙的所在。美國對中國施壓是“一個計謀，其目的是在犧牲中國利益的基礎上，延長美國從中國得到的巨大好處。當然，這一切也可能是無意的。但是，不管動機如何，美國當局找到了一個十分漂亮的辦法，得以使美國的好日子延續下去”。
還有什么比這更清楚的答案？當然，人民幣的低估對美國經濟也有負面影響。美國商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對美貿易順差，在未來5年內將使美國減少40萬個就業機會。但是，該報告同時指出，在未來5年內中國的順差將使美國在產業結構的高端增加40萬個就業機會。美國當局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盤。他們要求中國在金融領域進一步開放，以換得美國政府在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的諒解（或諒解姿態）。
金融是中國的軟肋，而美國在金融領域的優勢無與倫比。一旦中國金融領域對美國大門洞開，中國通過廉價出口賺來的血汗錢將會以光速（不是夸張）回到美國人的腰包。
記者：目前，在熱錢流入中國的同時，我國資本外逃的情況如何？如何防范我國資本外逃以及給我國金融及經濟安全帶來的危害？
余永定：我沒有數字，不好判斷。但從當前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種種報道中我們可以推斷，外逃或將要外逃的資產不會太少。流失的國有資產還要找到最后的歸宿。這就是外國銀行的地下室。
我國對資本流動管理的指導方針是 “嚴進寬出”，這一政策最好改為“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資本外逃主要會造成中國國民財富的流失，而非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如果泡沫經濟確實存在的話，真正的危險是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后。屆時，如果居民要把部分存款變為美元，如果外國投資者要把利潤全部匯出，如果對沖基金對人民幣發起攻擊，盡管我們有大量外匯儲備，東亞金融危機重演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最近中國政府正在加強對跨國資本流動的管理，這是非常必要的。金融開放和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步伐不能過快。最后，我希望強調，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是非常好的。我們必須有危機意識但卻沒有任何理由感到悲觀。
如何防范泡沫經濟
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
加強資本流動管理
記者：目前中國股市與房市價格持續走高，很多人擔心形成泡沫危機。你認為中國目前如何防止重蹈日本泡沫經濟危機的覆轍？
余永定：日本泡沫經濟的主要原因是1985年后貨幣政策過于寬松（貨幣供應增長速度過高、利息率過低）。有人估計，在資產泡沫破滅之前，全日本不動產價值是全美國不動產價值的5倍，日本東京的土地價值等于加拿大全國的土地價值。
國內不少人把日本的泡沫經濟歸咎于日元升值。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升值本身可能導致通貨收縮，但并不會導致泡沫經濟。為了防止日本的危機在中國重演，重中之重是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加強資本流動的管理。當然，在積極控制資產泡沫膨脹的同時，中國必須維持9％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為此我們可以隨時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抵消緊縮性貨幣政策和升值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不利影響。如果我們能夠控制資本的流入量和速度，如果商業銀行可以承受低收益資產在總資產中比例的不斷上升（存差的擴大是這種上升的表現之一），人民幣的升值速度是可以由中國貨幣當局掌握的。反之，我們就只能讓人民幣根據市場的供求決定升值速度。
我們不能忘記：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出口產業至少在短期內會造成不利影響，甚至是很大的不利影響。但是，姑且拋開貿易摩擦不談，如果不能滿足我在上面所提出的兩個條件，不升值或升值速度過慢對中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也同樣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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