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應該重新探討如何定義改革路徑，什么樣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國利民？
我國改革開放了27年，一方面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卻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安，這2種極端現象的同時出現必然對我們過去所認同的改革思維產生了極大沖擊。改革本身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我們整個社會包括我在內沒有人會反對改革，但是我想明確地指出——當下應該重新探討如何定義改革路徑，什么樣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國利民？
在改革開放的第1階段，政府壟斷了民生必需品的生產和分配，使得社會經濟基本喪失了活力，其直接結果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供應嚴重不足，社會整體 生活質量自然較低。經濟問題是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來源。因此，鄧公小平敢為天下先，提出“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甚至當時的政府可以容忍小規模的社會不公平現象等，其原因就是希望透過所謂“矯枉過正”的方式激發民間的活力以及創造力，打破政府的壟斷，用心良苦。無可置疑，這個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政府放棄了民生必需品的壟斷，開放民間資本參與生產和分配，使得我們的生活必需品變得比以前充足了！
但是改革的第2階段要帶領社會走到什么地步呢？這里有一個指標值得警示——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用來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標，國際標準認為超過0.4就是危機，而中國已然是0.5。第2階段的改革帶來了嚴重財富分配不均的結果——富者越富，而貧者越貧。在這一階段，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其實是有其潛臺詞的。這個潛臺詞就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其他人不會因此變得更貧窮，不會因改革而受損害，這就是原則。這個原則不但符合社會主義理念，也符合現代資本主義理念。
很不幸的是，目前的現實情況卻是社會環境急速惡化，可是部分專家學者還在抱殘守缺，仍然只談改革第1階段所倡導的效率，而不談第2階段應倡導的公平。他們簡單地認為將西方的經濟學概念引入中國就能解決問題，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方經濟學的基礎是由政府與全民合作塑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在這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下談論各種不同學派的經濟理念才有意義。
在當前中國，要解決經濟的長期發展問題就必須先系統性地解決社會問題，例如有人明火執杖搶奪私人財產，有人偷竊國有資產，有人悍然剝削中小投資者。這些壞的經濟現象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例如監管不嚴，例如社會道德標準失范，例如缺乏信托責任等等。但很不幸的是學術界現有兩種怪現象。第1種怪現象是相當一批學者忽略了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而在一些枝節話題上喋喋不休。這種螺螄殼里做道場的局促做法已經不能適應今天的社會現實。每每看到這些人把精力智力花在為個人虛榮心而論戰，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甚至人身攻擊的時候，我只能認為這就是沒有意識到自己責任的偏執學者的悲哀。第2種怪現象是很多學者根本有意忽略了社會環境惡化的現實情況，這種掩耳盜鈴的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會良知。這種偏執和缺乏良知的現象也是網民批評這些學者的主因。
但是第2階段的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目前卻是由上述這批專家學者主導輿論的時代中成型的，基本上而言，部分專家學者的改革思維僅僅是抄襲西方一些表面膚淺的名詞，例如市場化和民營化，再通過自己的一知半解設計改革路線。這些改革思維之膚淺以及結論之隨意讓有識之士感到震驚。這種現象就好比醫學界移植活體器官必須先考慮排異現象，引進一種新品種必須先考慮是否有天敵，否則環境立刻遭到破壞。舉例而言，澳洲引入兔子，由于沒有天敵而泛濫成災，美國密西根州隨意丟棄了幾條黑魚，由于沒有天敵，造成了五大湖的黑魚成災。這些自然現象說明了一個大道理，那就是隨意引入一個活體制度，例如民營化和市場化，就要先統籌考慮排異或天敵等等配套因素，否則社會環境一旦被破壞，后果不堪設想。而這也正是我國第2階段改革路徑的錯誤選擇。
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為什么整個社會竟然沒有制衡措施，為什么任由錯誤思維主導經濟發展呢？我的結論是由于政府壟斷了公共決策，再加上少數專家學者壟斷了輿論，在沒有全社會的集體參與和集思廣益之下，形成了少數人壟斷改革路徑的選擇--而且是一個破壞社會環境的錯誤路徑。 文/郎咸平
郎咸平：1956年，出生于臺灣省桃園。1986年，獲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金融學博士學位；之后先后執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學院，其中包括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1988至2001年，擔任世界銀行公司治理顧問，現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顧問和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項目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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