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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這一類大城市的疏散早該開始。但是我們不僅認識得較晚,而且對新城的成長機制始終心存疑慮。其實,英國在這個問題的探索上也經歷過許多痛苦,在具體實踐上也經歷了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新城。
第一代新城:就像北京的回龍觀,30萬人口的新城區里很少有就業崗位。大部分人早上涌到老城里來,晚上又涌回新城,造成巨大的鐘擺式城市交通。實踐證明,這類新城是失敗的。
第二代新城:丘吉爾時代的規劃學家們就敏感地認識到,應該發展第二代新城,人口規模應該在20萬人以上、就業崗位50%就地解決。這樣,這種新城能夠至少減少50%的城際交通。
第三代新城:繼第二代新城實踐后,又迅速推出第三代新城,人口規模為30萬左右,就業崗位基本上能夠在新城內自己創造,實現職住平衡。這既保證了新城的經濟活力,又大大減少了對老城市的交通壓力。
如是,英國規劃學家才逐步探索出了新城科學規劃和建設的正確路徑。在探索新城建設的過程中間,他們逐步得出了一個結論:新城開發成功的關鍵,是其人居環境應該比老城還要更高、公共服務質量更好、人與自然更和諧,這樣就可以形成對老城的人口反磁力。只有形成這種反磁力,有機疏散才有可能實現。
回過頭來看我國,哪一個新城足以承擔老城重要功能的分流?這些新城建設,正是因為沒有吸取先行國家的經驗,在規劃建設標準時把起點定得太低了,反而造成人口從新城不斷地涌進主城來。
從更廣的角度來看,我國小城鎮的基礎設施投資、人居環境改善,一直未受各級政府財政的青睞。這些地方人居環境的相對退化,造成了近20年來我國小城鎮的人口占城鎮總人口比重減少了10%,這是一個危險的“數字鴻溝”。我國小城鎮人居環境與先行城鎮化國家的小城鎮人居環境之間的差距正越來越大。
這么大的差別是如何造成的呢?原因一:政府的注意力和公共財力沒有投向小城鎮,而幾乎所有的支農補貼和扶植政策都是繞過小城鎮直奔田頭的;原因二:小城鎮本身缺土地出讓金、沒有城市維護費、稅收體系不能支撐公共項目投資、缺乏人才。這“四缺”甚至“四無”,是造成我國小城鎮跟先行城鎮化國家的小城鎮之間存在巨大差別的主要原因。
在編制當前這一輪城鎮化中長期規劃的過程中,各方幾乎同時都認識到小城鎮是我國健康城鎮化的一個命脈。如果沒有小城鎮的健康發展,健康的城鎮化是無法保證的。拉美、非洲等國城市化的歷史教訓已證實:沒有小城鎮作為“攔水壩”,人口的洪流就會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沒有小城鎮提供的就地城鎮化,農民進入城市就易引發“貧民窟病”;沒有小城鎮對區域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貢獻,內地與沿海地區的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大。這些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的發展如果不夠健康、協調,將來即便形成城市群,在經濟上也會是低效率的。我們不能再犯這樣的錯誤。
正因為這樣,今后城鎮化進程中的相當一部分財政投資應當投向小城鎮。概括而言,小城鎮必須要在以下四個方面先做到:要有一套從事城鎮規劃的管理機構;有一套必要的基礎設施,如供水、污水和垃圾處理等;有一套地方化的綠色建筑建設和規范管理體系;有一套基本的公共服務設施,比如學校、醫院、沒有假貨的超市,等等。
這“四個一套”是對小城鎮人居環境最基本的要求。小城鎮確實要多元化發展,但如果沒有了小城鎮的健康發展,我國的城鎮化會步入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