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部副部長：北京回龍觀這類新城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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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保興，1953年11月生，浙江樂清市人。經濟學、工學博士。現任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同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大學博士生導師。
城鎮化應守住哪些“底線”
——仇保興在上海管理科學研究院談城鎮化
當前我國城鎮化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由于城鎮化關系到每個國民，涉及的因素多、包含的內容廣，似乎每個人都可以對城鎮化發表見解。但從長遠角度來看，如何就城鎮化這樣復雜的問題開展研究呢？實際上，依據學術界長期積累的經驗，凡是對龐大、復雜而又長遠的問題，常常采取兩種研究方法。第一，化復雜為簡單。找到最關鍵的問題，用底線思維來尋求答案。第二，從多維度進行剖析，防止遺漏最主要的問題和對策。
習近平總書記在近期的講話中談到，我國要在“紅線”和“底線”的基礎上推進城鎮化。紅線是清楚的——18億畝耕地。但是，底線是什么，需要作深入的分析。
在我看來，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底線”由具有兩類特征的決策所決定：
第一類“底線”，如果在城鎮化過程中犯決策錯誤，此類錯誤所造成的結果是后人難以糾正的。因為城鎮化過程中的人類聚居點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都是鋼筋混凝土的澆筑，一旦犯下剛性的錯誤，后人就很難糾正。
第二類“底線”，如果這類錯誤犯了以后，會嚴重妨礙可持續發展，或者會帶來社會、經濟甚至政局的動蕩。也就是說，由一個錯誤，引發一連串的錯誤。只要做到以上這兩類特征的“底線錯誤”不犯，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就基本可以保證，在不觸碰“紅線”和“底線”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的城鎮化。
如果用這兩類特征來衡量城鎮化遠期發展的底線，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項需給予關注。
城市和城鎮要協調發展
拉美、非洲等國城市化的歷史教訓已證實：沒有小城鎮作為“攔水壩”，人口的洪流就會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沒有小城鎮提供的就地城鎮化，農民進入城市就易引發“貧民窟病”；沒有小城鎮對區域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貢獻，內地與沿海地區的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大
中央領導都非常擔憂我國的特大型城市會否過分地膨脹，因為特大型城市的過分膨脹是一個全球通病。
城市規模越大，商品生產的效益就越高。它們創造的就業崗位越多、公共服務的品種越多，人們也就越趨向于到這樣的城市里來生活工作。所以，超大城市能夠自動吸收人口的另一面，就是引發規模膨脹的惡性循環。這樣的問題在世界城市化歷史上早就多次發生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國家的注意力從戰爭轉向經濟發展。當時，城市規劃學領域有一位著名人物，即芬蘭的規劃學家沙里寧(ElielSaarinen)，就敏感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所有的世界級大城市都必須走一條“有機疏散”(OrganicDecentralization)的道路。
“有機疏散論”是當時城市規劃學領域的一部扛鼎之作。在二戰還沒結束時，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就提出，英國當時只有3600萬人口，卻集中了500萬的精英跟德國法西斯作戰；戰爭一結束，這500萬人就要結婚、生孩子、找工作，到哪里去好？如果這些人全部涌到倫敦來，倫敦就會“爆炸”。受沙里寧的思路的啟發，丘吉爾請了一批規劃學家推出“新城計劃”，在英國倫敦之外布局了30多個衛星城市。具體實施方式就是在政府組建新城開發公司后，通過向國家財政借款，一次性地把農地征過來做新城規劃和基礎設施投資，然后再把土地賣出去、把錢收回來后實現滾動發展。此后，英國的“新城計劃”發展成“新城運動”，影響了整整一代人。有了關于“大倫敦”的新城規劃以后，“大巴黎”的新城規劃也緊隨其后。這些規劃無一不遵循沙里寧的“有機疏散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