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
如果以國家為統計單元算總量，中國是排放大國。但是，從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國為4.6噸，不足美國的1/4，只有歐盟的1/2。中國努力減排二氧化碳，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1990年到2007年，全球單位產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國下降了27%，發達國家平均下降22%，發展中國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國下降了49.2%。
中國人均溫室氣體排放和歷史累積排放，遠遠低于發達國家
針對西方一些國家熱炒的“碳排放大國責任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8月3日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國際能源署數據表明，中國在2007年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到60.3億噸，超過美國2.6億噸，比歐盟27國的排放總量高出1/3，占全球排放總量的20.8%。化石能源消費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所有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3/4以上，因而基本上可以說，中國在總量上已成為二氧化碳排放大國。
“但是，從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國為4.6噸，比發展中國家人均2.6噸的水平高出76.9%，略高于全球平均4.4噸的水平，但不足美國的1/4，只有歐盟的1/2。”潘家華強調，“再看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累積排放，中國、美國、日本、印度、加拿大等13國（G8+5國家）從1850年到2004年間，中國的歷史累積排放貢獻占這13個國家的10.8％，只有美國的約1/4；中國的人均歷史累積排放貢獻率僅為1％，遠遠低于美國（21.3％）、加拿大（16％）和英國（16.4％）等發達國家，僅僅高于印度（0.4％）。”
潘家華說，“如果以國家為統計單元算總量，中國是排放大國。但這只是表象。我們要看的是，中國成為排放大國的內在原因和是否擔當了相應的責任。”
他指出，中國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需要大量能源和碳的存量積累，例如公路、鐵路、城市基礎設施、房屋建筑等，而發達國家已經完成這一過程。中國如果保持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的城市化速率，每年就要凈增1400萬城市人口，相當于歐洲中等國家荷蘭的總人口。中國的人均碳排放所支撐的消費，還只是溫飽水平。一部分高收入者效仿發達國家的消費模式，有奢侈浪費排放情況，但多數中國人的碳排放只是用以滿足基本需求。中國的資源稟賦是缺油少氣富煤炭，能源結構中高碳的煤炭占2/3以上。還有，中國在國際產業大轉移中被作為世界工廠，在中國境內生產的產品所內涵的碳排放，并沒有為中國人消費，而是出口到人均碳排放已經很高的發達國家消費。
中國當前所做的努力和未來的減排承諾，已超出作為發展中國家需要承擔的義務
如何理解中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的責任？潘家華表示，首先要看歷史責任。中國工業化城市化起步晚，當前全球升溫主要是發達國家的貢獻。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溫室氣體的歷史貢獻只有美國的1/4；在人均水平上，中國人的全球升溫貢獻率只有1%。其二要看道義責任。在總體上中國的排放只是基本需求性質的，不同于發達國家的整體上奢侈浪費排放。從倫理視角看，基本需求碳排放應該優先于奢侈浪費排放，后者需要承擔更多的道義責任。第三，要看現實減排行動。中國所做的努力，多數發達國家也望塵莫及。比如說，中國缺鈾、少技術，發展核電的速度和新增規模卻居全球第一。第四，要看未來承諾。中國已經向國際社會明確承諾在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如果拿這一指標衡量，發達國家也難以做到。第五，要看國際貢獻。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認真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義務，積極參與清潔發展機制的國際減排合作，在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充分考慮應對氣候變化。
“從以上分析可見，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和體量較大的發展中經濟體，表象上的排放大國情有可原；從歷史和現實角度看，中國應該承擔的責任比較有限，當前所做的努力和未來的減排承諾，已經超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需要承擔的義務。”潘家華強調說。
中國努力減排二氧化碳，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潘家華認為，“中國努力減排二氧化碳，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首先，中國能效提高的速度和水平，全球有目共睹。1990年到2007年，全球單位產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國下降了27%，發達國家平均下降22%，發展中國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國下降了49.2%。中國的噸鋼能耗，從1990年的1.5噸下降到目前的0.65噸，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中國的煤電效率，采用先進的超超臨界技術，每度電煤耗已經降至300克以內，優于多數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第二，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和規模，在全球處于領先水平。不論是風能、太陽能還是生物質能，中國的發展速度均快于發達國家。中國的水電裝機容量世界第一。不僅如此，中國還大力發展核電，大量而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第三，在全世界不少地區大規模毀林的情況下，中國多年來大力植樹造林，森林覆蓋率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2.7%增加到目前的20%以上，效果尤為顯著。第四，中國的人口和脫貧政策，也對溫室氣體減排有積極而重大的貢獻。
潘家華說，對于未來減排，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下降40%—45%，在發達國家工業化歷史進程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15年內實現如此高強度的減排。不僅如此，中國言必信，行必果，正在將這一目標落實到十二五規劃中。
“中國正在加速低碳轉型，”潘家華說，“但是，中國的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在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中，中國發揮了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作用
國際上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破壞了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最大障礙。
“這一觀點混淆視聽、顛倒黑白！真正阻礙哥本哈根進程的，是發達國家。”潘家華表示，發達國家所承諾的2020年的減排目標，遠不能滿足控制溫升2℃目標的要求，而且通過改變基準年份而“打折”，通過允許涵蓋森林碳匯和境外減排而“摻水”，背離巴厘路線圖向發展中國家要高價講條件。在資金問題上，發達國家不愿承擔巴厘路線圖規定的義務。
潘家華表示，國際上對中國的誤解或曲解，是因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反對在哥本哈根協議中明確包括“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比當前減少50%、發達國家減少80%”的內容。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反對的根據，除了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發展權益問題。當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上大約各占50%的份額；發達國家人均年排放15噸二氧化碳，美國人均年排放20噸二氧化碳；發展中國家人均年排放2.5噸。如果發達國家減排80%，在2050年，人均仍有3噸，美國人均仍有4噸；發展中國家減排20%，則到2050年人均只有2噸。這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排放權益被剝奪。中國人均排放高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按這一目標，中國需要更大幅度的減排，因而中國的排放需求也得不到保障。可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維護的是發展權益。
“在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中，中國發揮了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作用。”潘家華指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締約方堅持巴厘路線圖，維護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談判方向和進程；中國超出巴厘路線圖的要求，單方面無條件提出難度較大的減排目標，對談判進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在減排透明度等問題上表現出極大靈活性，使哥本哈根協議得以形成。
“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是氣候變化的受害方，當然會是今后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取得成功的推動力量。”潘家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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