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我還要怕假貨嗎”
孫國強現任貴州省副省長，他能和陶華碧順暢地交流，可以用非常直白的話把一些經濟學的東西說的讓陶華碧能聽懂，還愿意照著做，陶華碧發展過程中做出的許多重要決定，可能都受過孫國強的影響。
隨著企業不斷發展，“老干媽”品牌廣為人知。但是，“人怕出名豬怕壯”。東西好賣了，仿冒自然而然就出現了。
“老干媽”創立初期，李貴山就曾申請注冊商標，但被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以“‘干媽’是常用稱呼，不適合作為商標”的理由駁回。這給了仿冒者可乘之機。
全國各地陸續出現50多種“老干媽”，陶華碧開始花大力氣打假。派人四處臥底調查，每年撥款數百萬元成立了貴州民營企業第一支打假隊，開始了在全國的打假。
但仿冒的“老干媽”就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出一茬，特別是湖南“老干媽”，商標和貴州“老干媽”幾乎一模一樣。
陶華碧這次犯犟了，她不依不饒地與湖南“老干媽”打了3年官司，從北京市二中院一直打到北京市高院，還數次斗法于國家商標局。此案成為2003年中國十大典型維權案例。
2000年8月10日，一審法院認定，貴陽老干媽公司生產的“老干媽”風味豆豉具有一定的歷史過程，湖南老干媽構成不正當競爭，判決其停止使用并銷毀在未獲得外觀設計專利權前與貴陽老干媽公司相近似的包裝瓶瓶貼，并賠償經濟損失15萬元。
這意味著兩個“老干媽”可以同生共存。這是陶華碧無法接受的，她很快提起上訴。
其間有很多人勸陶華碧放棄官司，但陶華碧面對前來勸解的人就一句話：“我才是貨真價實的‘老干媽’，他們是崴貨(貴州話：假貨)，難道我還要怕崴貨嗎？”
最終陶華碧和湖南老干媽的官司，在兩位黔籍官員：時任貴陽市市長孫國強和當時的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的極力斡旋下，貴陽老干媽終于打敗了湖南的“老干媽”。2003年5月，陶華碧的“老干媽”終于獲得國家商標局的注冊證書，同時湖南“老干媽”之前在國家商標局獲得的注冊被注銷。
孫國強現任貴州省副省長，“他能和陶華碧順暢地交流，這是很不簡單的。”貴州大學講師熊昉告訴理財周報記者，“孫國強可以用非常直白的話把一些經濟學的東西說的讓陶華碧能聽懂，還愿意照著做，陶華碧發展過程中做出的許多重要決定，可能都受過孫國強的影響。”
陶華碧幾乎不和政府官員打交道，作為省市區三級共管企業，“老干媽”的二期工程竣工儀式上，孫國強作為并不分管“老干媽”有關工作的副省長仍然受邀到場。坊間傳聞，只有他和龍永圖是陶華碧愿意“買賬”的人。
“我這么拼命搞，原來是在給你們打工哩”
即使是擴大公司生產規模這樣的事情上，陶華碧也保持著自己固執的謹慎。貴陽市官員在勸說陶華碧時也是倍感艱難，最后在市區兩級主要官員的多次上門勸說下，陶華碧才勉強同意。
2003年，貴陽市一些政府領導曾建議陶華碧，可以幫助“老干媽”公司借殼上市，融資擴大公司規模。
這個在其他企業看來求之不得的事情，卻被陶華碧一口否決，陶華碧的回答是：“什么上市、融資這些鬼名堂，我對這些是懵的，我只曉得炒辣椒，我只干我會的。”有官員感嘆，和“老干媽”談融資搞多元化，比和外商談投資還要難。
即使是擴大公司生產規模這樣的事情上，陶華碧也保持著自己固執的謹慎。貴陽市官員在勸說陶華碧時也是倍感艱難，最后在市區兩級主要官員的多次上門勸說下，陶華碧才勉強同意。
現在，陶華碧幾乎不去位于她的辦公室，奔馳座駕也很少使用，因為“坐著不舒服”。除了一個月兩三次去廠房車間轉轉，她生活的全部就是和幾個老太太打麻將。
有一天在麻將桌上，有人問她：“你賺了那么多錢，幾輩子都花不完，還這樣拼命干什么？”陶華碧當時沒回答上來，晚上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想這個問題，幾乎徹夜未眠。
第二天，正趕上公司召開全體員工大會，按著會前的安排，作為董事長的她要給員工們講一講當前的經濟形勢，如何應對“入世”后的挑戰，然后具體工作指標由總經理下達。
按照陶華碧在公開場合發言的慣例，李貴山已經為她擬了一份講話稿，陶華碧聽了三遍，幾乎就能一次不差地背下來。
但在會上講話時，她突然想起昨天那個問題，轉換話題了：“有幾個老阿姨問我，‘你已經那么多錢了，還苦哈哈的拼哪樣哦？我想了一晚上，也沒有想出個味來。看到你們這些娃娃，我想出點味來了：企業我帶不走，這塊牌牌我也拿不走。毛主席說過，未來是你們的。我一想呀，我這么拼命搞，原來是在給你們打工哩！你們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為了你們自己，你們更要好好干呀！”
會場沉寂幾秒后，響起熱烈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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