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規劃綱要》提出“克服社會用人單位單純追求學歷的傾向”，能否解開高職教育“低人一等”之結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周大平
北京教育考試院3月24日傳出的消息并不樂觀：12所高職自主招生試點校報名確認考生僅6700名，比去年減少了2000余名，可謂“大幅下降”。其中，報考人數過千人的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均比去年減少了數百人；而只有440人報考的北京經濟管理職業學院，也比去年減少了200余名。
我國經濟結構的技術含量不高，一向被認為是近年間大學生就業整體上越來越難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即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沒有跟上高等教育發展的步伐。
前景看好
“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后，本科院校就業率平均下降了3個百分點，其中211大學就業率下降了4個百分點，唯有高職院校沒有降，而且薪資降幅最低”。3月初，麥可思教育咨詢公司董事長王伯慶在一次研討會上說，“2009年我跑了幾十所高職院校，簽約率都不錯。近期國家產業轉型升級變化越來越明顯，對高職學生需求也越來越強勁。其中示范性高職院校的就業狀況超過了兩成半的本科院校。”
我國高職院校在過去的10年間發展很快，2007年在校生規模已占大學生總數的52.7%。據騰訊網與麥可思公司一項最新調查，2010屆大學畢業生截至3月底簽約率為39%，比上屆同期簽約率上升了6個百分點，其中高職畢業生不僅簽約率一路領先于本科，而且其簽約月薪額度與本科的差距在繼續縮小。
高職教育被看好的原因：首先是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加速，為高職人才提供了比普通本科人才更廣闊的空間。容納大學人才最多的當屬服務業，而目前服務業在我國GDP的構成中僅占40%，未來10年我國服務業的發展，無疑會對高職人才的需求加大。
其次是我國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結構今非昔比，其中占60%的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約有1億之眾。這些初、高中畢業的年輕人，需要進一步接受中職、高職教育以提高技能。未來10年，如果高職向新生代農民工開放，其發展空間要比普通本科教育大。
政策歧視
不過，從全國而言，高職相對高的就業率并沒有引發高考考生選擇高職的熱情：能進本科絕不進高職，依然是考生司空見慣的選擇；每年放棄錄取、選擇復讀的考生有四五十萬人。
為什么會是這樣？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教育公共政策的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炳奇，通過分析高職教育的發展環境，發現高職依然受到明顯的政策歧視——
歧視一：高職在高考招生中，不僅給人感覺是最差學校，而且事實上也只能錄取高考分數最低的學生。
歧視二：高職學生的求職受限，以報考公務員為例，很多崗位明確要求報考者必須具有本科學歷，把高職學生擋在門外。
歧視三：高職學生的繼續求學空間狹窄，其繼續求學的途徑無外有“專升本”和接受網絡教育、自考助學的本科教育，前者名額十分有限，“211”大學都已不再接受“專升本”，而后者網絡生、自考生的學歷受到歧視則是眾所周知的。
高職教育身份的不平等的確由來已久。此次教改《規劃綱要》在制訂之初，高層領導就關注到這個問題。為此，教改《規劃綱要》“體制改革”部分中提出“克服社會用人單位單純追求學歷的傾向”。
但一些教育專家認為，僅僅有此提法難以扭轉現實中不平等的局面。比如就業中的學歷歧視，且不說一些大學在招收研究生時都明確提出不招自考生，就連“985”大學在招聘辦公室工作人員時，擁有“三985”(即985大學本科畢業、985大學碩士畢業、985大學博士畢業)，都會成為應聘者制勝的籌碼。再比如高職學生的升學出路，教育部的思路是今后高職也將設碩士、博士學位，然而這條為高職學生繼續深造提供的路徑能有多寬，并不明朗。
分類考試的現實
此次《規劃綱要》“體制改革”部分中提出了“逐步實施高校的分類入學考試”，此舉與高考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可家長卻擔心分類考試會加重考生的負擔。因為即使實行分類考試，大多考生仍會參加本科考試，他們只有確認未被本科院校錄取后，才可能選擇高職。
早幾年，上海和浙江就已經實行了類似的本科和高職不同的錄取辦法，比如考生若只報考高職，將在高考中少考一門學科。實踐中很多考生并不買賬：他們寧愿多考一門，也不只報考高職。少考一門對考生尚且沒有吸引力，何況實行分類考試后比上述辦法還要多一次考試呢？
比較高考招生多年來把高職放在最后一批錄取的做法，“分類考試固然可以淡化批次概念，可是與“211”大學的聯考、大本院校的全國統考相比，高職的省內命題還是給人感覺低人一等”，熊炳奇由此說起對分類考試效果的質疑。
在他看來，讓考生的考試選擇權增加，前提是要提供對學生有吸引力的選擇；讓高校的選拔精準性提高，前提是要擴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權。可是目前教育部對分類考試的思路，既沒有充分考慮受教育者對高職教育的需求，也沒有充分考慮社會對高職人才的需求。
其實，類似的問題不僅存在于分類考試，在我國對高職教育發展目標的設定上，也十分突出，比如《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我國高職教育在校生將增加15.6%，達到1480萬人，那么，屆時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將如何，會創造多少就業崗位，這些崗位需要具備何種能力和素質的人才，這都與高職教育如何發展關系密切。沒有這樣的前瞻，就難免會出現更嚴重的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脫節問題，從而使大學生的就業形勢更嚴峻。
能否打破戶籍限制
“教育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對真實的社會需求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分析。”熊炳奇認為，從分類考試所引起的爭議看，針對高職教育的發展，相關的調查、研究并不充分，這使得改革的具體措施沒有直面現實中的問題。如果將受教育者對高職的評價和社會對高職的需求聯系起來，將可能找到適合我國高職教育發展的考試改革和教育改革模式。
比如在分類考試的設計中，熊炳奇建議，應實行高職院校完全自主招生，而不必再舉行全省統考。2009年，上海有21所高職院校的12000名招生計劃，就是通過自主招生完成的，參加高職院校自主招生考試被錄取的學生，不再參加高考。而教改《規劃綱要》提到的“分類考試”的改革思路，與之相比則顯然是滯后的。
他說，實行高職院校自主招生，如果打破戶籍限制，允許農民工及其子女在當地報考高職，還可以形成促進教育公平、實現高職良性發展、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多贏局面。高職果真如此招生，或許能夠率先實現《規劃綱要》“發展任務”部分中提出的“制定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
至于對高職學生的出路設計，熊炳奇認為，應借鑒英、美等國管理職業教育、社區教育的做法，實行職業教育與本科教育的學分互認，使職業教育學生在求學中，可以轉到本科教育。教改《規劃綱要》“發展任務”部分提到的“搭建終身學習‘立交橋’”的構想，在實際操作中，只有建立自由轉學制度，保障受教育者在不同類別高等教育中自由流動，使各類教育在縱向銜接、橫向溝通中平等競爭，才能從根本上解開高職教育“低人一等”這個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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