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妨再來看看所謂“一流大學”這個流行的概念。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教授比爾·雷丁斯在其所著《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書中，充滿洞見地對“一流大學”進行了批判性的揭示。
跟克爾筆下那頭惹得人人生厭的巨怪(所謂“巨型大學”)不同，人們或許要問，怎么“一流大學”又招誰惹誰了？瞧我們現在，校方不正是在把“爭創一流”當做軍令狀么？部里不正是把“是否入流”當做驗查標準么？
原來，按照雷丁斯的說法，在一切堅固之物皆已煙消云散的今天，“一流”這個空洞的說法之所以會被推行為普遍的標準，逼使各大學乃至各系科都爭相向它靠攏，恰恰是因為這個標準，掏開一看根本就是空空如也的！“一流不是一個確定的判斷標準，而是一個尺度，它的意義依附于其他事物。用一流飛機的標準評價一只一流的小船，這小船就稱不上一流。所以，說一流是個標準就等于說，委員會決不會出臺用于評價的標準”。
雷丁斯還形容說，“一流”這樣一個空洞的能指，在一個封閉的范圍里實際起到了貨幣單位的作用。這便使我們領悟到，惟其當一個驗查標準的內涵趨于無窮小時，它的外延才可能趨于無窮大，才有可能囊括天下萬物，從而在林林總總的本國大學之間，進而在更加千差萬別的各國大學之間，建立起抽象的虛擬的量化可比性。由此就干脆讓我們滿足一下好奇心吧：看看如此煎熬各國校長的大學排名，到底是怎樣炮制出來的：
一流是通用的等級標準。由各種不同的內容所做的各種分類，如學生類型、班級的大小、資金情況、館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這個唯一的標準來衡量。……學生類型的劃分標準是入學分數(越高越好)、學習過程中每學年的平均分數(越高越好)、非本州學生的數量(多為好)、標準時間期限內畢業率(達到正常標準是好事)。班級的大小和質量是以師生比(應該低)和終身制教師與兼職或研究生助教(應該高)的比例為標準。對教師隊伍的評價是看具有博士學位的數量、獲獎者的數量、獲得聯邦獎金的數量和次數，所有這些都被認為是價值的標志。“資金” 類評價是以大學財政是否健康為標準，如用于日常費用、學生服務和獎學金支出的預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館藏量是以學生人均占有圖書量、大學財政預算里圖書館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圖書館預算中用于購買新書的比例為標準。最后一項是聲望，它把本校校友進入高級大學官員調查表的數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擔任首席執行官的數量結合起來作為衡量標準。一流的最終標準是把各個數字的比例結合起來：學生占20%，班級的大小占18%，教師占20%，資金占10%，圖書館占 12%，聲望占20%。
然而，如此機械死板的“通分”方式，或者說，如此誘惑人們去大做表面文章的量化標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照顧到各大學的實際長短呢？比如，考慮到當今圖書市場和答辯會場的種種病態，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一所大學新近購置的圖書大多都是印刷垃圾怎么辦？如果一所大學由于片面追求教師的 “博士率”而招納了大量的庸才又怎么辦？再比如，對比一下被公認為中華民族之光的西南聯大，我們又不禁要問：那一所如果根據上述標準無疑要敬陪末座的戰時大學，究竟是應當本身感到無地自容呢，還是反過來認為，這種形式主義排行榜的設計者應該下課？
基于一連串的追問，雷丁斯深懷激憤地寫道，如果大學在市場的壓力下，完全屈從于這種來自“一流”標準的量化，那它就跟尋常企業再沒什么兩樣了，而它的學生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求學者，而只是光臨“學店”的現代顧客。同樣，如果大學在排行榜的壓力下，一門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階梯，這個空洞的標準也會逐漸抽空大學的內涵，直至世間壓根兒就不再有大學這回事！
當代的大學究竟何以淪落至此呢？按照雷丁斯的邏輯，似乎并不難于料想，他大概會沿著其獨特的理路——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現在的爭創一流的技術——官僚體系觀念，這一“大學三段論”去追根溯源，把大學衰敗的原因歸咎于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化的式微。
這樣的判斷固然有作者的觀察作為支撐，他也明確提示過自己觀察范圍的局限性(“我關注的是西方某種關于大學的觀念”)。可即使這樣，我還是忍不住要多說一句：雷丁斯肯定是沒能把中國的情況考慮在內！事實上，正如中國體育界剛剛震驚世界的“金牌戰略”一樣，同樣在“爭創一流”的中國大學教育，其表現剛好跟雷丁斯的概括擦肩而過：反而是民族國家整合能力的加強——而非它的衰落——才會作為難以抗拒的動力，來強力推行“一流大學”的模式，并就此催生出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數據報表來，而且還通過這種勢必要忽略內容差異的量化形式，來加速滌除各個學校在歷史中形成的任何特色或特長。
(五)
在這個世界上，既存在著專屬于校長們的大學形象，那很可能表現為施展抱負的舞臺，或者無非是個官位的基座；也存在著專屬于教授們的大學形象，那很可能表現為追求理念的階梯，或者僅僅是個頤養天年的飯碗；更存在著專屬于學生們的大學形象，那很可能表現為精神的煉獄，或者僅僅是個混得學位的樂園；甚至，還存在著專屬于落榜考生的大學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長的大學形象；甚至，還存在著專屬于回憶者的大學形象，乃至歷史學家的大學形象；甚至，還存在著專屬于西方的大學形象，乃至各個非西方文明的大學形象……
作為一位教授，特別是一位人文學科的教授，盡管已經明確意識到了自身的局限性，我還要再重申一下個人的關切要點。大學功能的多元化和開放性，使得人們在步入大學之后，除了有可能被精神的向度所感召，當然也有可能被其他東西所干擾。而在所有的干擾之中，又有兩種叢林原則最容易遮蔽住夢想，其一是學院政治，其二是學院經濟。意識到這種嚴酷的現實，那當然不是什么罪過，它還有可能幫你在并非天堂的環境中，活得更清醒更踏實。不過，要是你由此就誤以為，其實大學機構的全部意義，也都大抵不出此類政治或經濟活動，那你就注定要買櫝還珠，注定要白來大學一遭，注定要虛擲自己的生命。無論如何，人類文明之所以要設計和維護大學這樣一種文化形式，畢竟還是因為人類自有其精神的追求，所以說到底，只要大學還不甘心退化成可有可無的盲腸，那么它與其說是在受到叢林原則的無情制約，倒不如說它是在殘酷的叢林中仍然堅持維護著人類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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