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我看來，與其從西方的圖書中引進迂遠的“大學之道”，倒不如從中引進切近的“大學之憂”。首先要談的是克拉克·克爾的《大學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學前校長的這本書，數十年中不斷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國的大學史中既可以算作名聲最壞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繞不過去的路碑。
此書的歷史描述中，分別以現代大學演變的三個階段，來對應其存在狀態的三種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國模式、此后的德國模式，和晚近的美國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說，是近代的紐曼模式、現代的洪堡模式，和當代的克爾模式。
把“大學的理念”表達得最好的或許是紅衣主教紐曼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從事建立都柏林大學時所說的話。他的觀點反映了當時他所在的牛津大學。紅衣主教紐曼寫道，一個大學是“一切知識與科學、事實與原則、探究與發現、實驗與思辨的至高保護力；它劃出才智的領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他贊成“博雅知識”(liberal knowledge)，說有用的知識是“一堆糟粕”。
這種高雅的信條對我們來說，盡管從未普遍施行過，卻是最為耳熟能詳的。我們甚至不難猜想，當蔡元培把大學定義為“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時，當他認定“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時，當他把原屬北大的工科放逐到北洋大學時，我們的老校長心中念茲在茲的，大體上也正是類似的理念。也許正因為這樣，如今在坊間才會到處都在復述它的教義，覺得這反正是最不會出錯的。然而卻沒想到，克爾旋即就向我們指出，恰在紐曼以其熟知的牛津大學為底本，美輪美奐地描繪著大學的英國模式的同時，這種模式實則已經行將被德國模式覆蓋了：
很清楚，1930年時“大學已經發生了深遠的變化——通常朝著它們所參與的社會演變的方向。”這種演變使系科成為大學，出現新的系科；越來越多的研究所出現了；成立了巨大的研究型圖書館；把進行思索的哲學家變成實驗室里或者圖書館書庫里的研究者；從專業人員手里取來的藥物交給科學家之手；等等。不是關心學生個體，而是關注社會的需要，不是紐曼的“自然規律的永恒真實性”，而是新事物的發現；不是多面手，而是專門家。在弗萊克納斯的話里，大學成為“一個有意識地致力于追求知識、解決問題、鑒別成就以及培訓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機構”。一個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紐曼的萬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復返了。
如果你愿意堅守原有的價值，當然有理由指斥這種變異，認為它不是上升反而是墜落，偏離了通識教育的樹人方向。不過，歷史無可爭辯的另一面卻是，德國的國力居然因此而大大增強了。正如哈佛文理學院前院長柯偉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在大約一個世紀之前，當中國著手放棄那個遲至十八世紀仍被西方人看做是使中國成為教化大國和啟蒙先鋒的古代科舉制度的時候，幾乎所有世界上的頂尖大學都在德國，它們是德國十九世紀偉大高等教育改革的產物。”
尤有甚者，歷史之江河日下的變化速率，還有更加教人瞠目結舌的：接下來克爾又筆鋒一轉，充滿戲劇性地指出——“正當弗萊克斯納寫到‘現代大學’的時候，它卻又不存在了。洪堡的柏林大學正在被玷污，就像柏林大學曾經玷污牛津大學的靈魂那樣！”
到了1930年，美國的大學已經遠遠脫離了弗萊克斯納的“以文理科研究生院為中心的、有堅實專科學院(在美國主要是醫學院和法學院)及某些研究所”的“現代大學”。它們正越來越不像“真正的大學”——所謂“真正的大學”，弗萊克斯納指的是“一種以崇高的、明確的宗旨和以精神與目的的統一位特點的機體。當弗萊克斯納在1930年寫到“現代大學”時，現代大學已經幾乎死亡，就像老牛津大學在1852年被紐曼理想化時那樣。歷史發展快于觀察家的手筆。古代經典和神學以及德國的哲學家和科學家都不能為真正現代的大學——巨型大學(multiversity)——定下調子。
上文中的multiversity一詞，據說是克爾自創的說法，曾在中文里被譯為巨型大學、多科大學、多元化巨型大學，甚至是綜集大學，似乎都還嫌不夠到位。不過，這里至少可以借助實際執掌過大學的香港學者金耀基的大段綜述，來大體把握這種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當代的美國大學，如克爾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發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國的大學狂熱地求新，求適應社會之變，求趕上時代，大學已經徹底地參與社會中去。由于知識的爆炸及社會各業發展對知識之倚賴與需要，大學已成為“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學術與市場已經結合，大學已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社會的“服務站”。象牙塔內與象牙塔外的界線越來越淡漠，甚至泯滅了。大學內部則學生可以多達五六萬，甚至十萬以上；學術之專化更是驚人，如整個加州大學課程之多竟達一萬門之數，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無法作有意義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著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學則越來越被忽視。教授的忠誠對象已不是大學，毋寧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會、西屋公司或華盛頓。一個教授所關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評價，而是其他大學乃至其他國家的大學的同行的評價。大學越來越大，越來越復雜，它的成員已不限于傳統的教師、行政人員和學生，還包括許多“非教師”的教學人員(如研究教授)，它的組織已不止限于學院(faculty)、書院(college)，還包括無數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換計劃中心……它的活動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學，還包括對外的咨詢，與國外的合作(加州大學的研究計劃涉及五十幾個國家)等等。總之，在數量、組織、成員、活動各方面，今日美國的大學與以前的大學已大大不同。這種大學的理念及性格與紐曼的構想固然相去十萬八千里，與弗萊克斯納、雅斯貝爾斯的構想也迥然有別。克爾認為紐曼心目中的大學只是一“鄉村”，弗萊克斯納心目中的大學也只是一“市鎮”，而當代的大學則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學之理念》)
這不是更加禮崩樂壞，更加雜亂無序，更加不成體統了么？只要愿意，你當然也有理由這么說。然而你同樣要留意，明擺著的另一面卻又是，就在它們焚琴煮鶴地舍棄了如此可愛的“魚”的同時，務求實用效果的當代美國大學，偏又令人艷羨地抓到了如此可欲的“熊掌”！讓我們再來聽聽每年公布的諾貝爾獎名單，查查每年發表的全球大學排行榜，數數擁有各個學科之頂尖教授的數量，看看過江之鯽一般排在使館前等待簽證的留美預備生，瞧瞧美國名牌大學所能提供的校園、設備和待遇……，又有哪一樣不讓別國的大學校長眼紅得出血？由此你總應該平心地承認，哪怕所有這些成功都有局限，所有這些獲得都要付出代價，但成功終歸還要屬于成功罷？
再來盤點一下如此令人目眩的變遷。克爾筆下那個與傳統指向漸行漸遠的鐘擺，大約是劃出了這樣的偏轉弧線：
重心究竟在于培養學生——還是由教師進行研究示范？
學生究竟應當被教導成完人——還是被培訓成技術性專才？
范圍究竟要旁及到博雅通識——還是鎖定在偏科發展？
檢驗標準究竟是教學效果——還是承攬科研項目的數目？
教授地位取決于學術水準——還是資金募集的能力？
氛圍究竟應當盡量超脫——還是鼓勵功利與實用？
校園究竟應當單純而寂靜——還是顯得嘈雜而活躍？
規模究竟應當有所控制——還是能發展多大就多大？
學校究竟屬于有機社群——還是雜糅而成的知識集市？
大學究竟應當盡量自治——還是密切聯系國家與財團？
辦學究竟突出科技發明——還是倚重歷史與人文底蘊？
教師應像個探索型的學究——還是管理型的知識老板？
校長應做個學術人格的楷模——還是掌管知識機器的官僚？
應該基于理念去因應外部變化——還是根據外部變化來調適理念？
有趣的是，不管讀者是否喜歡這些變化，他們總有可能發現，其實這種似曾相識的滑落，正是每天都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的確，我在這里也很愿意坦率地承認：諸如此類的歸納總結，也不光是閱讀和出訪的結果，還同樣參驗了切近的事實。這也就意味著，盡管召喚“大學理念”的呼聲向來都未絕于耳，然而中國大學的實際發展軌跡，卻偏偏是朝著這個老鼠過街的方向伸延的！
那么，事態為什么發展得如此無奈？大學的船隊何以會在所有船員都為之驚呼的情況下，仍然駛往那個由克爾率先發現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當然還在洶涌于船下的現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現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窮期地增強著全世界的社會整合。由此，西方的大學從它的英國模式，一變而為德國模式，再變而為美國模式，并且步步進逼地一再要求非西方國家拷貝它，這本身就是現代性的征兆之一，本身就相當符合現代生活的自身邏輯。如果在由現代消費激發出來的無邊物欲的推動下，知識僅僅被看做一種力量，而且科技知識則又被看做第一生產力，那么，大學作為知識的重鎮就勢必要被轉化成這種生產力的關鍵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只要現代性的生活形式繼續在主宰我們，傳統的大學形式就勢必會被不斷地突破，直到它發展為美國式的巨型大學，乃至比這種巨型大學還要龐雜的、更加無以名之的大學，以便能夠裝填入新的能量、呼喚出新的產出，哪怕大學的肚子終將因為過多地吞噬而被撐破！
由此可見，盡管對于通識教育的茫然吁求，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至少也還不無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說穿了，如果對這種英國紳士派頭的熱衷，只不過是出于某種盲人瞎馬的激情，或者說得具體點兒，只不過是出于國際大學排行榜上的壓力，或者創建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動力，那么，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轅北轍地白費勁兒！在我看來，在當下的緊迫國際情勢下，既然也只有指望在現代化的急行軍中，借助于民族國家的強大整合力量，來既發展大學本身的事業，也轉而反饋出更大的國際競爭力，那么，中國的大學——特別是它的頂尖大學——就不可避免地將要變形再變形，即使這種蛻變的歷程充滿陣痛和爭議。由此說來，對于當今大學的實際操作者而言，與其去設定一個明知不能實現的空洞目標，倒不如實實在在地向公眾講明：至少從這個歷史時期來看，這是我們必須承受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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