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審讀幾部憂患當代大學命運的譯稿時，偏偏趕上國家電視臺的哪個頻道，也正連篇累牘地播放著宣傳國外知名學府的系列節目——照例是一路的天花亂墜，仿佛下界仰望著天國。
這種漫無邊際的追捧，首先引起我關注的還不是它那骨子里迎合了強烈牟利動機的“學店”做派，而是裝潢在其表面的、很少引起公眾懷疑的神圣性。就沖這種煞有介事的神圣性，我簡直有些不忍地念及：在這個空空如也的時代、這個無所遮蔽的世道，就別再去撕破家長們僅存的虔誠了吧？試想，除了大學、重點大學乃至于海外著名大學這種拾級而上的現代殿堂，他們還能想出什么更莊嚴的所在，來砥礪自家小孩子苦其心志呢？
我甚至還愿意寬容地理解：在大眾的心理中，大學這般地受到迷信，又不光因其在理想的維度中，曾經充填了少年時代的童稚幻想，還更因其在現實的層面中，往往構成了人生履歷的實際轉折。借助于現代高等教育機構跟整個社會權力結構的共謀關系，任何一個躍過這道龍門的人，都有可能得到一次真正的提拔，從此好官得做，駿馬任騎。正因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校友們，天然地就會充當母校的終身粉絲，這里既有心理學的基礎，也有社會學的考量。
要是事情僅限于此，一切都還算罷了。不過，要是這類神話并非來自大眾傳媒，而是來自我們學院的內部，把一個尋常吃喝拉撒的所在，說成是“到處鶯歌燕舞”的廟堂，那就叫人很難忍受了。正好比遭遇到一位私心過重的寺院住持，老在那里不遺余力地公關，煽動別人往自己的荷包里進香。尤其是，一旦談到海外的名牌大學，最怕的就是那些學成(甚至半成)歸來的留學生，學著母校招生手冊的宣傳口徑，把別人的往好里說也只是指望將來能夠實現的目標，鼓吹成了板上釘釘的事實。由此一來，僅僅因為個別人物對于蠅頭小利的貪圖，而揣著明白裝糊涂，整個的改革方向就被弄得模糊不清了。
孩子們長大后自會曉得：即使出息成了大學教授，也很難一味清高地過活，仍要身陷于章魚吸盤般的體制中，仍要屬于吃拿官餉的工薪階層。由此說來，如果只從利己的立場算計，既然在俗常的神話中，這高樓深院已被說得仙境一般，那么索性假冒一回得道的神仙，而樂得自在快活，又有何妨？正是緣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么在國內的書市上，到處都充斥著宣揚大學之道、大學理念、大學作為之類的豪邁圖書。那些作者的口氣，總顯得那么成竹在胸——把胸口挺得滿滿當當，連半點兒困惑也裝不下了！
然而，盡管不能全然自由漂浮，大學教授作為知識分子，總還要保留以批判為業的一面罷？否則這個階層就會徹底淪為社會的盲腸，就會變得生不如死。正因為這一點，只要稍微環顧一下海外的書市，我們就不難發現，恰恰是圍繞著作為大眾神話的高等教育，特別是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國際知名學府，我們的海外同行，反而發出了廣泛而持續的批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的一本近著，英文標題原為《我們未盡潛能的學院》(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沒承想這本書的中譯本，或是受思想慣性的制約，又把它硬改成《回歸大學之道》，不光連一個字都沒有對上，反把作者原有的一層檢討的意思，粉飾得干干凈凈，足見所謂“大學之道”的套話，竟是何等的頑固，何等的媚俗，何等的誤導！
我們在國外的同行，并沒有習慣于這么可著勁兒自吹。恰恰相反，他們干脆就恥于宣喻什么“大學之道”，而寧可“賣瓜的不說瓜甜”，徑直表達出心中的“大學之憂”。說到這里，我們就真該相互對照一下了：究竟哪邊的情況才稍屬正常一點？總聽見人們嚷嚷著，要學習國際先進文化，要爭創國際一流大學，怎么沒見到先在廣開言路方面，引進一點國外校園里不可或缺的活躍風氣？
幸而，我們在思想的寬容度上，總算還保有一個例外——那還要數我目前任教的這所學校。拜民初流傳下來的(雖已相當殘缺的)傳統之賜，如今大約也只有在這所學校里，要是你果真感到了刺痛，才敢扯著嗓子真把傷害給喊出來。眼下回想起來，6年前那場有關北大改革的爭論，看似“說了也白說 ”，卻并不是毫無遺產的：它就此激活了有關大學命運的普遍憂思。以往，大學里的種種規則和潛規則，打我們來此求學的第一天起，就被視作了天經地義，正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即使后來畢生留存于此，做了一輩子的學術研究，大家好像也未曾想到，要把它本身當做批判研究的對象。可自那以后，正如只有在嚴重污染的大氣中，周遭的空氣才更被關切一樣，人們逐漸被驚醒了——發現必須睜大眼睛，去警惕種種恣意亂來的改革！
真的，當今多數的敗家行為，都是打著“改革”旗號來進行的。這不由使人回想起，其實當年把reform一詞譯成“改良”時，這個字眼還受到過激進主義的猛烈批判。可晚近以來，在主流意識形態支配下，這個詞的中文對稱，天然就屬于政治正確，只能意味著“改良”或“改好”。而殊不知，所謂reform，無非意味著人為追求的某種“變遷”，其本身并不曾蘊含價值前提。所以，如果從其歷史后效來判斷，人們的“改革”行為，的確是既有可能“ 改良”，也有可能“改壞”和“改劣”的。說穿了，如果這種行為從一開始就定錯了目標，或者更有甚者，如果這種行為從一開始就沒有定下目標，只是隨波逐流地走一步算一步，那是完全有可能“摸著石頭過不了河”的！
我曾撰寫過一篇《保護大學生態》，因為忍不住要向人們提醒：決不可只顧兜售經濟學的“叢林原則”，而毒化了校園里超越功利的研討氛圍。
還是那位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他曾經當做黑色幽默構想出來一串噩夢：
當我請求至少可以解決我們的財政困難的方案時，我的金融家校友帶回給我一個大膽的想法。他說，我應當允許各公司(出價)在哈佛做廣告，將公司的標識打上教學大綱和教材，在教室里張貼廣告，在商學院的工作日程中向入學學生進行推銷，并把經商活動囊括到我們所有的電視或網絡課程中。我由于害怕引起資深教授造反而回絕了這項建議，我的財務顧問對此顯然很惱怒。不過，第二天夜里他又回來了，帶來了一個最終的建議，以免我由于未能及時還貸而在公眾面前丟臉。他說，我只需這么做——同意取消最后100名哈佛本科生的入學資格，改把它們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如今翻著往日留下的書簽去檢索這段引文，我才發覺，在我們大家的日常經驗中，沿著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邏輯，噩夢和現實的邊界已經相當模糊了，比如前些時爆出的浙大教授包偉民由于交不起“助研經費”而放棄招收博士生的故事，其荒唐的程度就絕對不下于這個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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